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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王 飞 摄
通讯员 陈志彪 记 者 唐泽文
本报讯 “我要李所长来主持调解。”“我要村长来评评理。”
昨天，浦江县郑宅镇上郑村治安调解室里，两位村民仔细看完墙上的调解员名单，指着其中两个人的名字，说了同样的话：“我信得过他。”
那份治安调解员名单上，写着大约20个人的名字和所在单位，有法庭庭长、工商所长、司法所长、土管所长、政法办主任、村干部和部分民营企业的老总，用村民的话说，“这些人都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能出面，大家都比较服气”。
“老百姓让我出面调解，那是对我的信任”，郑宅镇司法所所长李伯虎说，今年以来他参与调解20余次，纠纷都得以圆满解决。
今年初，浦江县公安局白马派出所推行公开调解制度以来，已调解治安案件31起，成功率达90％以上，没有一例上访和起诉。很多案件只要一两个小时就达成了调解，如果按照原先的调解模式，需要多花好几倍的精力，还不一定调解成功。
目前，浦江已开始推广这种一人主持、多人参与、群众旁听的治安公开调解制度。
一个治安公开调解的标本
半个多月前，邻村的小张两口子拌嘴，老婆跑回了上郑村的娘家。小张找上门，丈母娘忍不住骂了女婿几句，双方发生了口角。小舅子见状，加入争吵，继而扭打起来，结果各自挂彩。女婿感觉吃亏，报了警。
白马派出所民警潘昭赶到现场，制止了争吵。但两家的态度都十分强硬，谁也不肯让步。
此后几天，潘昭多次上门做工作，并邀请上郑村干部耐心劝解。一个星期过去，双方的火气开始退去，答应接受治安调解。
当事双方选出的调解阵容颇为强大，包括了白马派出所教导员、责任区民警、郑宅镇政法办干部、司法所所长、上郑村村委会主任，一共五人组成调解组，双方的亲友也被请来协助调解。
9月30日下午，上郑村治安调解室内外人声鼎沸，不少村民赶来看热闹。
起初，两家谁也丢不起面子，调解一度陷入僵局。幸好调解员前期上门做过工作，了解当事人的脾气，叫出双方代表单独谈了一会后，气氛逐渐缓和。最终，小张的姐夫首先作出让步，使事情出现转机。双方都不再坚持要对方赔偿，也不再追究对方法律责任。
走出调解室大门，双方握手言和。小张的老丈人拉住调解员李伯虎的手说：“谢谢你们，谢谢这个调解室，有机会让我们两家第一次心平气和坐下来沟通，把这么多年的小事都说清楚了。要不然，真不晓得还要做多长时间的冤家。”
当晚，小张的老婆就回了家。
为什么要公开调解？
为什么要自由选择调解员？
邻里打架、家庭矛盾、劳资纠纷、事故赔偿……民间纠纷引发的治安案件，历来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调解难度相当大。
浦江县公安局局长谢林平说，浦江民风强悍，各类纠纷及轻微伤害案件高发，2005年全县共受理治安案件4149起，派出所及治安民警人均办案54.1起，过多的纠纷和伤害案件，让基层民警疲于奔命。
基层警力不足与治安案件多发的矛盾突出，民警又处于超负荷运转，纠纷引发的治安案件成了投诉热点。
“很多在基层派出所工作的民警，宁可多办几个其他案件，也不喜欢处理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白马派出所所长金家华表示，民警是吃力不讨好，双方当事人都认为民警会“屁股坐歪”。
为什么不把道理摆到桌面上说个清楚呢？于是，治安公开调解制度应运而生。
谢林平认为，公开调解模式把原来的关门调解变成开门调解，让民警担任调解员变成当事人挑选调解员，由民警一方调解成为社会各界的多方调解，淡化官方色彩，有利于矛盾的化解。
而允许旁听的做法，也让周围群众接受了一次生动的法制教育。
专家：这是司法进步的体现
北京警察学院副教授张立新：公开调解意味着公安机关执法观念的转变，是司法文明和司法进步的体现。此举不仅彰显了行使公权力的执法机关尊重和善待公民调解、协商解决纠纷的私权利，同时也意味着，现代公共管理系统引入了调解这种传统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传统的“和为贵”式的调解，与现代法治观念并非格格不入。重估调解的价值、重视调解的作用，应该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潮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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