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绣是谁的？

　　古老精致的苗服不在苗族女人的身上，也不在苗族人的箱底，而是在收藏者的展柜和服装贩子的手上。有人担忧苗服“流失”，也有人说交易让苗服获得“重生”。

　　撰稿／黄 祺（记者）

　　苗服“流失”之争

　　“听说有外国人到凯里来，我们都会很警惕。”曾祥慧说。最近这一年，曾祥慧接受了几次新闻媒体的采访，每次她都强调，苗族服饰的流失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媒体报道说：一百年后，中国人要研究苗族的服饰文化，或许要到法国的博物馆来研究。

　　曾祥慧是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研究所的研究员，苗族，她的工作就是民族研究和民族保护。这些年，曾祥慧目睹了苗族服饰如何被收藏界追捧，也看到很多精美的古老苗服，被国外收藏者和国内的买家买走。在下乡调查的时候，曾祥慧发现，苗族人自己保留的老苗服已经所剩无几，过去苗族人压箱底的苗族盛装，现在多数收进了国内外收藏者的展柜。

　　究竟有多少苗服被卖到海外？曾祥慧手里没有数据。但曾有外国收藏者向她炫耀收藏，从本地苗族服装贩子那里，曾祥慧也了解到多数好苗服被有钱的外国人买走，这让她相信，流失已经够严重。

　　曾祥慧说她很担心，以后，国内的研究者将失去苗服研究的资源。更让她忧心的是，海外人学会了苗服和苗绣技艺，如果工厂化生产，将给纯手工的苗族服饰制作带来巨大冲击。

　　“泰国经常有一伙人来收购，带着很大的包，特别是有两兄妹，一年要来几次，每次都满载而归，他们的目标往往是服装上的图案，他们把这些图案拿回国加工运用在自己民族的服装上，进行销售。”曾祥慧认为，无形的技艺流失比有形的服装流失更严重，外国人来学走苗绣的纹样，“侵犯了苗族服饰的图案专有权”。

　　曾祥慧还了解到，“阿姆斯特丹有一个50多岁的妇女，在当地开办了一所手工学校，其教学内容就有苗绣，主要是打子绣和叠绣等。”这些属于苗族独创或者独有的刺绣方法，被外国人学会并传播，“侵犯了苗族服饰传统知识持有人的知情同意权”。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黔东南州民族研究所所长雷秀武。雷秀武也多次在媒体上呼吁重视苗族服饰和苗族传统技艺流失问题。“凯里市政府在市区南部仰阿莎公园门口建了民族商贸一条街，专供民族服饰、民族工艺品贸易。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由于没有很好的管理机制，大量的传统知识实物和文物从这里流失出去，从而造成了传统知识技术的流失。”记者在民族服饰市场上看到，外国人和操各地口音的外地人是逛市场的主要人群，正如雷秀武所说，对服装饰品的交易没有任何限制。

　　雷秀武还指出，“针对外国旅游团队举办的传统知识培训班，是黔东南传统知识流失渠道之一。”每年旅游旺季，黔东南民间的苗绣工作室都要接待前来学习苗绣的外国游客。

　　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馆长杨源，也很担心收藏热给苗服带来的伤害。“苗服在民间的交易活动，加速了苗族服饰的流失和消失，如果没有收藏热带来的旅游热，苗族刺绣及其服饰会保持得更加完好。”她对记者说，“服饰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的象征，它的消亡意味着民族个性、民族特征的消亡。”

　　不过，杨源认为，苗族服饰已经比较好地保留在博物馆中，不存在“国人将失去研究这些服饰艺术的资源”的问题，不必为此过分担忧。

　　如果苗绣还在原地

　　苗服商人张红宇在一位日本收藏者的电脑屏幕上看到了一对久违的绣片，这是她2000年时以400元一张的价格卖出的，两张绣片做工精美，有上百年历史。张红宇从照片上看到，两张绣片如今天各一方，一片在日本买主那里，另一张由台湾人买走后被转卖到意大利，现在，这张绣片被意大利的一所学校收藏用于教学。

　　这样的故事在苗服收藏圈里很平常。

　　“好苗服被卖到外国去，是我最痛心的事情。”中央民族博物馆副馆长韦荣慧是长期关注苗族服饰的专家，作为一个苗族人，她对苗族服装的感情更加特殊。在博物馆界和收藏界，苗服“流失”是一个共识，韦荣慧说，大家都很担心这个问题。

　　一名叫罗西夫人的美国女士，从1980年代末开始在美国举办苗族服装展览，已经举办了多次。在国内藏家还没有能力收藏时，最早到黔东南州的台湾人、日本人和西方游客，买走了最好的服装。直到现在，价格昂贵的苗服，在内地市场上热炒以后，多数还是落到境外藏家的手中。

　　一些人把苗服“流失”归罪于苗服收藏热潮，因为苗服在市场上可以自由买卖，这让苗服离开了苗族人的家。

　　韦荣慧不完全赞同这样的看法，“流通对传承也有正面影响。”韦荣慧说，“文革”以后，当时的苗族年轻人不再制作苗族传统服装，很明显的是，现在50多岁的人做的衣服，不如一百年前的衣服好。但在1990年代以后，苗服价格飞升，“因为卖的好，他们开始按照老苗服的样子复制，这对工艺的传承有好处”。

　　“如果没有这20年来的交易，苗族服装真有消亡的可能，现在大家认识到它的价值，才会去保存和制作。”现在，一些台湾人、香港人把服装设计图送到贵州，让苗族人加工制作服装，韦荣慧认为，只要制作不停止，苗绣、苗服的生命就不会停止。

　　至于外国人到中国学习苗绣技艺和纹样，韦荣慧认为完全不需要担心，外国人的学习对苗绣和苗服是一种宣传，“就像我们去学法国的高级时装”。而且，外国人学走的苗绣只能是复制品，这与苗族人自己原创的作品，是不可能一样的。

　　杨源在这一点上同意韦荣慧的看法：“我认为外国人来学习刺绣是正常的文化交流，不存在知识产权流失的问题。”

　　谁在保护苗绣？

　　苗服不是文物，可以自由出境，只要有市场需求，谁也不能控制苗服在市场上的流动——看来，除了担忧，人们对苗服的“流失”束手无策。保护苗服的手段，是民族服饰保护部门正在探询的难题。

　　今年春天，韦荣慧在她的家乡黔东南雷山县做了一个尝试。在著名的西江千户苗寨，当地政府部门举办了首次“苗族赛装会”，各家各户拿出自己家的服装“赛美”，评委会不仅要给服装评奖，发奖金，而且还要给服装评估价格。韦荣慧说，这样做是为了让苗族人认识到服装的价值，让他们知道不能贱卖这些艺术品。

　　韦荣慧说，“赛装会”后，根据评定的等级，他们准备向苗族家庭发放保存服装的费用，只要衣服不卖，苗族家庭每年都能得到一笔补贴。

　　2006年6月，国务院公布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苗绣被列入其中，这为苗绣将来的保护带来了新的希望。

　　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杨源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正在由文化部负责拟定，但目前，尚未有比较成熟的保护措施控制苗绣“流失”的现状。

　　尽管贵州当地政府对苗族传统工艺和苗服保护已经投入资金和精力，但面对苗服收藏热，当地民族文化保护部门还是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苗服买卖最红火的贵州省台江县，有两座苗族服饰博物馆。记者参观的一处博物馆，与古生物博物馆共用一座院落。院落已经有100多年历史，过去曾经是私塾，全木结构的房屋因年久失修而显得破败，有的地方屋顶裂了口子。院落中有四间藏室收藏了苗族服饰、绣片和剪纸，因为灯光昏暗，再加上橱窗玻璃蒙上灰尘，记者只能依稀看出，大约一半的馆藏是近年制作的新品。

　　博物馆一位管理人员为记者打开展室门锁前，锁上已经结了蛛网，管理员说，一年中只有“姊妹节”时游客才多一些，每年接待人数只有几千人。他告诉记者，县城里另一座博物馆，馆藏还不如这里。民族文化保护部门无力购买和收藏苗服，苗服流落民间，只能是无奈的现实。

　　台江县民族局副局长熊克武告诉记者，县教育部门已经要求中小学开设民族文化和民族技艺课程，但因为教材迟迟没能编制出来，所以现在学校里的民族文化课教学内容还很随意，很多老师只是教学生唱苗语歌。

　　杨源说，国外保护传统艺术的一些成功的经验，我们应该借鉴。在日本，“身怀绝技者”被文部科学大臣认定为“人间国宝”。“人间国宝”每年可从国家得到200万日元补助金，用于磨练“技艺”，培养继承人。

　　日本人的苗绣学校

　　“日本人和苗族也许是兄弟。”佐藤雅彦说。记者在黔东南采访时，遇到了这位苗绣爱好者，他正带着来自日本的捐助者，去看望“禾苗”学校的苗族孩子。

　　“禾苗”学校是一所专门培养苗族少年学习传统刺绣的学校，2001年，爱好苗服收藏的佐藤到贵州省台江县，认识了一家蜡染厂的厂长，成为朋友以后，在这个当地人的帮助下，佐藤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让贫困的苗族少年学习传统刺绣。

　　“禾苗”学校最初是一个独立的“王国”，佐藤给13个家境贫困的苗族孩子请来老师，除了学习普通的学校课程以外，佐藤还请来当地苗族人，教他们刺绣、织布和歌舞。从2005开始，“禾苗”学校的孩子分别到普通学校上学，但统一住在宿舍里，放学以后和周末的时间，他们仍然要跟着当地艺人学习传统技艺。这些孩子所有的学习和生活费用，都由日本捐助者提供。

　　刘榴英有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小学毕业时，因为家中还有2个弟弟和1个妹妹，父母决定让她辍学打工，减轻家庭的负担。刘榴英从一位老师那里听说了“禾苗”学校，现在，她不仅可以继续上学，每月还能得到80元的生活费。在“禾苗”学校，学生必须要完成的“作业”，是每月制作5张绣片，刘榴英说，她的理想是做服装设计师。

　　在欢迎日本捐助者的晚宴上，刘榴英和其他的同学为客人们唱起了祝酒歌，虽然声音还有些稚嫩，但已是韵味十足。看到学生们的表现，佐藤很满足。“我想让苗族孩子学刺绣，目的就是希望苗族年轻人知道苗族刺绣是特别的东西，希望这么好的苗族刺绣不会失传。”佐藤说，日本的民间传统技艺曾经面临危机，因为人工成本很贵，手工制作的服饰慢慢走向消亡，他不希望苗绣也一样，“等失去了才知道传统的东西应该保护”。

　　现在，佐藤又在尝试新的设想，他打算让“禾苗”学校的孩子，学习最传统的苗服制作工艺。“从种桑养蚕开始，用蚕丝纺丝线，用植物染料给丝线染颜色，然后刺绣。”佐藤说，现在苗族人刺绣用的丝线，都是化工染料上色的，他要恢复最原始的工艺，制作最纯正的苗绣。

(责任编辑：王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