岷山，今天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被誉为“献给地球的礼物”。这是因为那一大片连绵的山地成为了大熊猫理想的栖息地。

　　“我国自然保护区的数量增长非常快，数量和面积已居世界前列，但是有效管理水平普遍比较低，大量应当受到保护的动植物和生态环境还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国家环保总局生物多样性公约组织官员王捷日前介绍。

　　据悉，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加快了自然保护区的建设，抢救性地建立了2349个保护区，总面积达150万平方公里，占陆地国土面积的15％，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管理低效：受经费划拨机制影响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最近10年里，我国出现了争相圈定保护区的热潮，保护区从10年前的几百个迅速增加到2000多个。有专家评价其为“抢救性保护”，“这总比都破坏完了再来恢复拯救要好”。

　　但这种抢救性圈定保护区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专家指出，在一些省、县自建的保护区存在“批而未建、建而未管、管而不力”，基础设施落后，缺乏科学规划，管理不到位等问题。还有一些生物多样性集中分布区和重要自然遗迹所在地，没有划建保护区；而有些保护区范围过大，影响到当地的经济发展。

　　据介绍，目前我国保护区实力差异很大。全国各级自然保护区有员工300万人，其中受过大中专教育的只占10％，许多人曾是林区工人或当地居民，多数没有接受过生态保护的专业培训。

　　专家指出，问题还在于，现有的经费划拨机制，或多或少地鼓励或引导保护区从事过度的基础设施建设，而非日常的保护监测、巡护和管理，这是目前保护区管理不善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国家林业局官员介绍，最近5年里，国家给重点保护区投入了12亿元，但这些钱仅占保护区开支的30％，更多的经费需要地方支持和保护区自筹。不少保护区要维持生计，只能自己搞经营开发，结果与保护区内及周边居民形成利益冲突。

　　西南林学院的杨宇明教授告诉记者，我国的保护区有一个特殊的难题—保护区内居住的贫困人口约1800万。保护区的居民如何利用野生动植物资源，而不对野生动物栖息地造成影响，如何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改善交通，都是很棘手的难题。就像滇南的西双版纳和思茅地区，禁猎令实施后，成群的亚洲象从缅甸迁入我国境内。人们刚刚为保护取得成果感到高兴，却遭遇到那些野象闯进甘蔗田、水稻田，让老百姓颗粒无收的新问题。

　　保护方式：“严格禁止”面临挑战

　　杨宇明说，云南是全球生物多样性分布的关键地区之一，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利用上有极高的价值和重要地位，因此面临的挑战也更大。由于云南属于我国西部不发达地区，科技文化和经济水平相对落后，贫困面较大，近年来大大小小的水电工程、开矿、钻井、公路建设大量进入保护区，使保护区面临着生态环境退化、湿地河流污染、生物多样性衰减、生态系统与物种丧失的问题，开发与保护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我国保护区规模虽是世界之最，保护成效却不尽如人意。如广西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药用植物大叶三七、川桂、黄连因过度采集，都已在当地消失。最新的《中国物种红色名录》称，中国物种受威胁的程度远远大于通常的估计。动物受到威胁的比例，哺乳类、两栖类都在39％以上；而植物的处境则普遍更糟，裸子植物达到69.91％，兰科更达到了78.26％。

　　然而比这些问题更为严重的是，保护区工作人员通常缺乏对各种威胁的发现和反应能力。许多管理者缺乏使用方便并随时可查阅的保护区地图和自然植被类型图册。由于缺乏监测，自然保护区很少有应对威胁和衰退所需的生物多样性信息。生物编目信息常常是过期的。

　　专家认为，实现有效管理最重要的是管理能力的提高，其次是建立公平分配利益的机制。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温亚利教授指出，我国保护区管理部门职能有待转变，管护方式欠灵活。目前，保护区的保护工作主要是巡山护林和防火，其他内容的保护工作很少涉及。保护区内禁止村民放牧、打猎、采药、摘蘑菇。他提醒说，不能适度利用森林资源，也会激化保护区与社区村民之间的矛盾。

　　事实上，一些保护区如果加强对社区经济活动的管理，限制和控制对生物多样性带来威胁的活动，完全可以实现保护目标，并使当地经济不会因为保护区的建立而遭受严重影响。

　　可以看到的样板是：云南省东北部的文山保护区，是全国生物多样性及珍稀动植物种类最丰富的保护区之一，多样化的生境条件保育了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是我国南部不可多得的一个物种基因库，保存有不少第三纪古老植物。这里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生态补偿金制度。文山城内的居民每度电多交1分钱，每吨生产、生活用水多交5分钱，这些钱每年可筹集到300万元，统统作为资源补偿费，用于保护区保护及周边的治理。

　　补偿金的一部分用来给保护区周边乡村的护林员发放护林补贴，每户每月100元,虽说这点儿钱还不够一个上初中的孩子一个月的生活费，但却为生活贫困的村民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收入。

　　本报北京10月2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