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就是要给人希望

　　王怀学是青岛市胶南电子学校的校长。今年2月，他刚到这所学校报到不久，就接到一个学生的电话。

　　“你是校长吧？”对方说话很不礼貌，“班主任打学生你管不管？”

　　但这位同学不肯告诉他具体时间地点，说是担心班主任打击报复。后来事情查清楚了：熄灯后，这位同学到校外上网，班主任找到他，让他回学校。这位同学担心受处分，就说肚子疼。然后又说班主任打人。

　　曾经在普通学校当过老师的王怀学趁机在学校展开讨论：为什么我们的学生要这样做？为什么他们对老师如此惧怕、不信任？

　　老师们最后达成共识：因为学习或者家庭的原因，很多职业学校的孩子们带着失败者的烙印成长，并逐渐被边缘化了。必须用不同于普通学校的方法管理他们。

　　王功亮有同样的想法。他原来是扬州市主管教育的副市长。当时他就发现，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很多来自农村贫困家庭或是城市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被放弃了。他们或者学习不好不愿意继续求学，或者家庭收入不高无力支持他们。

　　“如果他们放弃自己，是我们教育的失职。”2002年，退休的他与几个老伙伴一起办起了扬州市天海职业技术学校。从建校之初，学校就奉行半工半读制度。

　　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在前不久的会议上公开说，目前中等职业学校近1700万名在校生中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和城市中低收入家庭，其中贫困家庭学生约占30％。

　　大量贫困生上不起职业学校一直是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半工半读制度给很多孩子带来了不一样的人生。

　　有一天，一位女学生走进王功亮的办公室问：“王校长，为什么我笑不起来？”

　　这位学生告诉他：自己的父母离异，从小跟随父亲，父亲不高兴的时候就打她，甚至连女儿的生活费也不给足。

　　这样的经历有什么可值得笑的呢？

　　“教育就是要给人希望。”王功亮说。当时，学校正好举办了一个素描比赛，这位女学生的素描不错。王功亮动用校长的“特权”：给她一等奖，给她信心。

　　颁奖当天，所有的老师和同学第一次看到她笑了。

　　现在这位女同学已经毕业了，每月的收入在1500元以上。前不久，她回到学校看老师，笑意盈盈的，老师们都没认出来。

　　王功亮很有成就感：如今将近1000名学生陆续进入北京、上海等城市工作或者实习。他们不仅养活自己，还陆续偿还所欠学校的费用，“养活”学校。更多的同学，寄钱回家，接济亲人，孝敬父母。

　　很多中职的校长都有这样的成就感。有人给半工半读总结了个顺口溜：带出一张嘴，学成一门艺，就业一个人，脱贫一家人。

　　李艳娇是胶南市高级职业技术学校05工学二班的学生。来自河南的她,家有身患重病的奶奶，50多岁的单身父亲，在家务农的姐姐和正在上学的弟弟。五口之家的经济来源全靠父女经营的三亩地。

　　李艳娇选择了半工半读。她的工学补贴除了满足基本开支，每月还节余出二三百元寄回老家。她父亲在来信中激动地说：“孩子每月寄的钱帮了家里大忙了！”

　　半工半读救活了学校

　　秦皇岛市职业技术学校校长夏连海记得很清楚：2003年学校濒临倒闭，是半工半读救了学校。

　　这年年底学校在为欢乐海洋公园招生时，喊出这样一个口号：“实习赚学费、毕业就分配”。结果招生的火爆出人意料。

　　很多中职学校的崛起都离不开半工半读。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王怀学到胶南第四职业高级中学当校长。当时，这所学校有43个教师，却有34个学生。有人开玩笑：我们这是带研究生的标准啊！

　　面对着一所濒临倒闭的学校，王怀学动了脑筋。当时，青岛经济开放区的企业正准备入驻，这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他主动去找开发区谈，愿意培训。可是新的问题产生了，许多家长愿意把孩子送过来，但是没有那么多的钱。

　　一家企业表示愿意合作，可以让学生一边读书一边工作。学校就在企业旁边租房子，300个孩子一边上学，一边工作。

　　学校从此不愁生源，企业也找上门来。

　　张继军现在是胶南市高级职业技术学校的校长。去年，学校与韩国的一家企业合建了一个工学基地。今年学校计划招生1200人，其中半工半读500人。结果由于报名人数太多，学校不得不提前结束报名。

　　不止一位校长有这样的感慨：半工半读是一块非常好的砖，引来了高质量的玉。

　　一个处在摸索阶段的试验

　　在10月24日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半工半读试点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宣布从今年秋季开始，在全国107所中职学校开展半工半读试点工作。

　　各地试行多年的半工半读制度终于有了一个相对明确的身份。很多中职的校长很高兴：我们的腰杆终于硬了！但是，他们同时也承认，“半工半读是一个处在摸索阶段的试验，有许多经验和问题值得探讨。”

　　其中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在半工半读的模式中，学生到底能不能学到知识？到底需不需要以工代学？

　　这个争议一直持续到今天。

　　一位来自北方的校长明确表示自己的担心，半工半读的初衷是两者兼顾。问题是，学生怎么能做到一面提高技能，一面提高素质。这位校长表示，必须在两者之间找一个平衡。职业学校的学生不应该只是一个操作工，他们的毕业证应该有含金量。“不能说学生的技术熟练性练好了，持续发展却弱了！”这位校长表示。

　　争论归争论，半工半读的试点还在继续。如何能从过去的工作中吸取教训，少走弯路，成了这项工作的当务之急。

　　学生的人身安全是双方都操心的问题之一。不止一所学校的校长有这样的反映。学生尽管到企业去顶岗，可从本质上来说他还是学校的学生。如果是在服务领域实习还要好一些，但是在生产领域危险就比较大。很多学校在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更偏重服务领域。

　　新的问题随之而生。这种服务类领域的技术含量相对比较低。对社会需求来说，生产操作类人才是最急需的。

　　南方一所学校的校长说，关键是管理。半工半读不是把学生放到企业就没有事情了。学校不能过分依赖企业，放松学校的管理责任。可是这样的成本也随之上升。一位校长算了笔账：在这种实际运行中，学校如果不投入精力，事故多；投入精力，成本太高。如果在工厂实习的成本高于校内学习的成本，这能维持多长时间？

　　一位来自河北的校长看的很透彻：半工半读最重要的是企业与学校的合作。大家所担心的种种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双方的要求与期望值不一样，企业讲经济效益，希望从学生身上得到最大的利润，而学校讲教育，希望学生能从中学到东西。两者在一起，不可避免的产生了矛盾。如何让双方实现共同的利益，就成了一门学问。

　　本报青岛10月2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