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十年反腐之艰

　　“我在省纪委十年，与公款大吃大喝之风作了十年斗争，可谓‘十年一搏’。可是成效如何?不乐观。”杨敏之说。

　　曾几何时，公款吃喝曾被老百姓深恶痛绝，慢慢地，这个话题渐渐淡出公众视野。

　　事实上，十几年前，关于公款吃喝问题，曾有过一番较量。

　　一个普通老百姓给当时的湖南省委领导写了一封对公款吃喝的举报信，省领导要求纪委采取办法制止公款吃喝问题。

　　1991年8月21日，杨敏之在全省地市委书记、专员、州长、市长会议上苦口婆心地劝说与会者，“有个单位宴请后剩下的酒菜倒在猪潲缸里，被周围的农民挑去喂猪，结果把猪也给醉倒了。可见浪费到了何种程度。”杨敏之说：“从会议的讨论发言可以看出，一些领导并不‘感冒’，有的还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我说得太过分了，而且认为这是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真正赞成我的人并不多。”

　　但省委省政府决心艮大，下发了几十个文件，省领导们每到一地，凡是见到摆有水果等食品的场所一律不进，对超标准接待的不仅批评，而且“罢宴”，湖南的吃喝风的确有所收敛。

　　后来湖南的做法引起重视，监察部领导总结湖南经验，准备在全国推广。

　　1993年8月，中纪委二次全会正式提出，在公务活动中要狠刹大吃大喝歪风，还派人到全国各地检查。

　　记者：除了检查之外，有没有采取其他措施?

　　杨敏之：先讲个故事。有一次，我在机场吃饭，隔壁有一桌，就是我们湖南的同志在欢送上级部门同志，大家正在喝酒，看到我去了，全都紧张得站起来了。后来我说，有时候吃喝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要喝酒就喝吧，痛痛快快地喝吧!否则的话，当着那么多客人的面，整个气氛就很紧张，影响会很不好。

　　后来我发现，还要想办法疏导，我在《人民日报》上分析了中国人在吃上面的一些习惯，提出中国人在吃的问题上也要文明化，把大吃大喝这个陋习改掉。

　　记者：最后的成果如何?

　　杨敏之：当时也确实好了一阵子，但是后来慢慢就无声无息了，作为我个人来说，我的后半生竞也无法远离和拒绝大吃大喝。

　　记者：为什么这么难解决呢?

　　杨敏之：这里有文化背景卤素，也有体制问题。光靠行政手段不行，我认为，我们党必须引导人们对请客吃饭发动一场革命，一方面要继续深化改革。铲除公务活动中大吃大喝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另一方面。要全党全社会动手，对我国的饮食文化进行彻底改造，逐步把我国的饮食文化建立在理性、科学、节俭和道德的基础之上，既解决不廉洁又解决不文明的问题。

　　送礼品、送红包，如今已是人之常情。而在1990年代初，送红包礼金之风刚刚兴起的时候，杨敏之领导的湖南省纪委就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掀起一场清理风暴。

　　杨敏之自己也曾接过红包礼金，“平心而论，我当时参加这类活动在省级领导干部中还不是最多的，连我都有应接不暇之感。”后来愈演愈烈，红包礼品越来越贵重。

　　1993年8月，中纪委二次全会召开，会议确定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大案要案、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三项工作格局，这是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执政党对反腐工作进行的一次最全面、具体的部署。

　　会后，湖南省纪委召开全会进行部署，这次会议上，大家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湖南反腐搞得如何，首先看省委常委接受的红包礼金退不退。

　　记者：清理红包、礼金是怎样开始的?

　　杨敏之：我认为这次省纪委全会上，大家提出的这个意见是尖锐的，也是十分中肯的，省委必须作出明确回答。1993年9月13日，我就清理红包礼金问题，给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省长写了一封信。要求采取多方面措施清理。

　　记者：反应如何?

　　杨敏之：省委支持我的这些建

　　议。但要求别人清退，必须首先拿自

　　己开刀，这不是说我自己觉悟有多高，而是形势和工作性质迫使我必须这样做。我翻箱倒柜，把近一年多来接受的各种礼品逐年逐月逐日逐项进行清理，详细开列了一个清单，拿到省委常委会上一一说清楚。

　　由于省委书记和省长带头，这次省委常委清理红包工作是做得好的。后来，省纪委把省委常委的清理情况和我本人开列的收受红包礼金的清单电传到各地市，要求他们仿照省委也开一次高标准的民主生活会，集中清理红包礼金问题。

　　1996年12月，省委和省纪委还大张旗鼓地处理了两起收受红包礼金、顶风违纪的案件，省委在1997年春节前通报了这几个人的错误事实和处理决定，在全省产生了很大震动，这年的春节算是过得比较干净的。

　　而遗憾的是，此风并没有就此刹住。红包礼金逐年增加。红包渗透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品种越来越多，除了人民币、港币、外币外，还有存折、股票、购物券等等。

　　杨敏之退下来后，湖南省纪委采取了更有力的措施，继续推进这一工作，而红包已不是开始清理时的概念，即几百元、上千元，而是上万元、数万元了，有的人对红包已经不感兴趣，而被价值连城的古玩字画所代替。这种歪风还在蔓延。

　　记者：为什么难以根除?

　　杨敏之：说穿了就是，红包已经成了权钱交易最便捷的媒介，红包成了跑官的重要手段，其中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手握权力的一些领导干部。我本人曾经也是“红包”的接受者，没能跳出“权力消费”的藩篱。

　　思想转变

　　回首十年纪委书记生涯，除了查处大案要案、制止公款大吃大喝、清理红包礼金、推动办事公开之外，杨敏之还领导了清理党政干部违规建私房和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工作。这六项工作也是纪委系统在当时的主要工作，很多工作现在还在做。

　　“这六大战役，都是持久战、拉锯战，少有歼灭战，因此我是怀着‘不理想’的心情离开省纪委书记的岗位的。”

　　卸任后，杨敏之读了很多书。

　　杨敏之：最喜欢看的是文史哲类，我年轻的时候，最崇拜两类人物，一类是政治家，一类就是文人。我很喜欢看鲁迅、托尔斯泰等等国内外文学家的作品，我们那个时代都是这样，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对我影响很大，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联共(布)党史》，逐章逐节都做了笔记，它对我的世界观的形成、对我的文风产生了深刻影响。

　　记者：您是一个老共产党员了，又当过执政党的省级领导，对现实有没有过怀疑?

　　杨敏之：在文革期间，虽然我对一些问题开始质疑，但整个思想体系没有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离开纪委书记岗位后，我认真研究这些问题，思想发生了180度大转弯。

　　概括地说，我现在的世界观就是“以人为本”，我的方法论是“实践至上”。所谓“以人为本”，就是说首要的出发点是人民想什么、人民要什么、人民的愿望是什么。所谓“实践至上”，就是说不管什么理论、思想和办法，必须经过实践检验才行，否则就都是空讲。

　　记者：开始独立思考?

　　杨敏之：我特别欣赏杜威所说的“拿证据来”，这句话是至理名言。现在。我的思想已经不是别人讲啥我就说啥。而是自己研究、自己思考，我说的东西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而且是经过几十年的思考，我认为是经得起推敲的。当然，有些话在任的时候就不能说，因为在任的时候顾虑就要多一些。

　　记者：十年纪委工作，最深的体会是什么?

　　杨敏之：只有改革，才能遏制腐败。我国目前严重存在的腐败现象是依附在旧的体制上的，如果说十年辛苦话艰辛的话，苦就苦在旧体制的困扰。反腐败实质上就是和旧体制、旧机制的反复较量。凡是从制度上解决了的问题，其成果就能巩固。但是，总的来说，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存在的体制问题，还要靠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责任编辑：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