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令的泛滥与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

　　如计划经济时代，像类似的禁令颁布的就很少。在高度集权的时期，人们都自觉的遵守规定和纪律，不需要太多通过三令五申的禁令来约束行为。而当今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经济处于转轨时期，国有企业处于转制时期，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旧的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没有建立，社会出现了“失范”现象，很多法律条文面临修改以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

　　在社会价值观、价值取向比较混乱的情况下，很多人感到无所适从。在社会学上有一个叫做“紧急规范”的术语，指的就是当人处于无序、混乱的时候，需要有一个权威的人或规则及时出来统领和控制。而由于法制的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法律惩治力度不够的现象非常普遍，法律的权威性和神圣性受到挑战，培育了国人法制观念非常淡薄的这一社会土壤，所以针对性强、便于管理的禁令就不断出现。表面上看是上级对下级的强力约束，其实背后反映了我们在公共管理方面已经面临局部失控，需要通过强调最低底线的方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看，禁令完全是无奈、应急之举，也确实能起到一些作用。

　　确实也有不少荒唐禁令的出台，除了个人素质以外，我认为更多是制定者没有风险意识，禁令的制定都是集体决定，即使出了问题也是由集体承担，到最后不了了之，没有谁会被追究责任。

　　其实禁令的泛滥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些部门的懒政作风，引起被禁者不满的主要是政府的“一刀切”，面对一些纷繁复杂的问题，这种做法往往显得干净利落和方便快捷，于是禁令成了管理的强势思维。政府应是服务型政府，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应依据情况分类制定禁令，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将禁令细化使其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