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原名容鼎昌，1919年出生，山东人，曾在南开中学和交通大学就读。1943年至1946年间，黄裳先后就读校园、出任美军翻译，奔波于成都、昆明、印度等地。后定居上海至今，就任《文汇报》记者、编辑、编委等职。黄裳在散文、戏剧、新闻、藏书等领域均有建树，与梅兰芳、巴金、郑振铎等文化名人相交甚笃。著有《锦帆集》、《妆台杂记》、《过去的足迹》、《珠还记幸》、《金陵五记》、《银鱼集》、《榆下说书》等。

　　学者李辉印象里的黄裳是“颇不善言谈，与之面对，常常是你谈他听，不然，就是久久沉默，真正可称为‘枯坐’”，然而重新翻阅《榆下说书》、《银鱼集》等，文字后面的一种名士风流，那些与自己极爱的张岱、余怀声气相通的流风遗韵，又宛在眼前，总觉得面对老人，应该还有很多话要说与求教的。

　　每天上下班都经过陕西南路与淮海中路交界处，触目所及无不是喧闹的广告与行色匆匆的人流，然而，热闹繁华只是这里的表象，这里同样拥有另一个世界———宁静，比如陕西南路的丰子恺故居，很安静的小小庭院，门封着，只有一个小小的门牌，门前花草扶疏，迎风招摇，外面的一切似乎都远去了，只有那些简练的笔触存在着———子恺先生已经过去很久了，然而他那些满溢童真以及那幅《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的清凉画面却会永存。

　　可以让人神定气闲的当然并不仅仅是子恺故居，还有一位文化老人隐于这条路层层梧桐浓阴后的红砖小楼中———每每想到仍有这样安静的老者在这座奔忙物欲的都市陶然于故纸堆，偶尔弄弄笔翰，莫名就觉得上海的文化底气到底是足的。

　　老者名黄裳，以藏书名世，更以独特的书话散文让人回味，虽年近九旬，皤然一老翁，然而这些年笔头似更见健，除去一些出版社翻来覆去不耐烦地印出他的旧文，新作时不时也见诸报端杂志。

　　知道黄裳住在陕西南路好几年了，但一直没打听老人具体住在哪个小区，有时经过一个报摊，忽然想着老人说不定也会出来买份报刊，或者不期而遇，只是远远地看他一眼也就行了，并不一定要和他搭话———当然，这种想象中的不期而遇是从未有过的。

　　直到那天李辉在北京发来短信，说这次到上海有拜访黄老的安排，问自己有没有兴趣一起去，这真是意外之喜，我回了他三个字———“太好了！”放下手机，却不免有些忐忑，说起来，读黄老的文字很多年了，多多少少也算仰慕者之一，但真正要与老人见面，兴奋之余又有些担心，和他说些什么呢？李辉被黄老称为知己之一，然而即使是李辉笔下，印象里的黄裳也是“颇不善言谈，与之面对，常常是你谈他听，不然，就是久久沉默，真正可称为‘枯坐’”，这一切自己是可以想象的，然而晚上于灯下重新翻阅《榆下说书》、《银鱼集》、《黄裳书话》等，文字后面的一种名士风流，那些与自己极爱的张岱、余怀声气相通的流风遗韵，又宛在眼前，总觉得面对老人，应该还有很多话要说与求教的。

　　（一）

　　第一次接触黄老的文字大概还是中学生，不期然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篇《淮上行》，彼时正被一些文字粗疏的小说搞得大倒胃口，读此文低回婉转，如品佳醪，一股名士味，隐隐可见，不由眼前一亮，且所说又是沿运河从扬州到淮安的典故往事，很是亲切，就此记住了“黄裳”这个名字，然而自己当时并未刻意去寻找黄裳的书籍，中国现当代写作者中，当时苦觅的除了会稽周氏兄弟的文字，就以沈从文、废名、汪曾祺、郁达夫等人的居多，对一个二十岁不到的年轻人来说，其实与黄裳那些“爱好旧史、癖于掌故”的文字多少还是有些距离的。

　　即使现在，搜集了那么多老人的书籍，但仍然觉得老人是只可远观而难以走近的———这真是一个怪感觉，而与沈从文、汪曾祺等给我的感觉有些不同。

　　拥有第一本黄老的书似乎是《黄裳书话》，是在扬州小秦淮河畔的古籍书店觅得的，当时与《鲁迅书话》、《周作人书话》、《孙犁书话》放在一起，五折，一股脑全拿下了，很是爽气，随后又在南京上海扬州等地购得《榆下说书》、《小楼春雨》、《珠还记幸》、《妆台杂记》、《清代版刻一隅》以及全套的《黄裳文集》等，包括近年来新出的《来燕榭集外文抄》等，断断续续买了有一二十册吧，几乎都没一下子读完，多为没事时挑几篇读读，很是耐嚼。《黄裳书话》中自己最爱的两篇是《海滨消夏记》与《老板》，与别的文章略有不同的是，这两篇文章不是单纯的掉书袋或记掌故，更非版本目录之学，而是见出社会人事的变迁，见出活生生的人生，读之让人怃然：《海滨消夏记》看标题很有些自在悠然，似乎潇洒得很，然而所记其实为1959年-1961年黄裳被下放奉贤、宝山农村劳动之暇读钱锺书《宋诗选注》与陈援庵《通鉴胡注表微》的往事，那些下放劳动的点滴往事在作者笔下并不感觉是在吃苦，作者自述云：“能赶上参加这种古老的田间劳动操作是幸运的，因为这一切迟早都将过去。”

　　文中记有睡在鸭棚打手电看《表微》，题记有：“辛丑芒种后二日，守麦于鸭棚，中夜大雨，雷电时作，倦极思睡，而蚊扰不已，蛙声鼓噪，漫记。”又有：“午后暴蒸热，飘风细雨，自鸭棚归，芒刺满身，读至此。”这里简直就是寄悲痛于悠闲了，读后掩卷———这真是一个书呆子，一种痴气，然而正因为有这份痴气，黄裳才算是性情中人吧。

　　《老板》和其后的《记徐绍樵》都是一路文字，是记书商（或称书友的），寥寥数篇，在其文字中十分难得而珍贵。黄裳的藏书之富无疑是有赖于这些书友的———虽然那些书友也让他有过那么多失望，他自己说：“我以为旧时代的旧书商人，也是值得像《游侠列传》那样为他们写一篇合传的。”《老板》是记徐家汇旧纸铺老板的，黄裳引以为豪的配齐整套的《小说月报》就端赖于这位老板，这样平凡的小人物在黄裳笔下纯然是白描笔法，平平淡淡的文字，然而其内里却厚实异常，像压得紧实实的茶干，就着淡茶，咬一小块，回味无穷，这文字让我想起汪曾祺的小说《戴车匠》、《陈小手》，随着社会的变迁，写出纸铺老板这样小人物的人生沉浮，简直就是史公龙门家法写就的一部列传，这样的文章与《史记》、《陶庵梦忆》、《板桥杂记》无疑是有很深的渊源关系的，隐隐有家国之思，又有一种人生的大追问隐于其中，但作者却如老板的老太太，平静地告诉人家老板死了，嘴角还挂着微笑———这微笑里其实是有泪花的，只是没让人看见罢了。

　　《榆下说书》、《银鱼集》里的一些文章是读过多遍的，尤其是那些写明清易代之际遗民故老的文章，《陈圆圆》、《关于柳如是》、《关于吴梅村》等，既见其才情与胸怀所寄，更见出历史功夫与见识之卓，如家常说话，娓娓叙来，据典考证，从容自在，然而却又雄辩其间，爱憎分明，真性情跃然纸上，读之让人心胸为之一阔。自己后来对晚明历史有着不小的兴趣，黄裳的这些文字无疑是蛊惑之一———虽然自己到现在还没正儿八经地读完一部《明史》，然而，每每提起黄裳，不免便想到《桃花扇》里残山剩水的意境。

　　因为喜爱张岱、余怀，《银鱼集》中的《绝代散文家张宗子》、《余淡心与金陵》是很喜爱的，虽然自己对黄老总结的张宗子最突出特点是“写作才能”并不算太同意———我心目中的张宗子最大特色其实是真性情，有一种人生的大境界（这也是以后想向黄老请教的）；《关于余淡心》与《余淡心与金陵》几篇文章到目前仍是我见到关于余怀相对较全的资料，其中所记的周亮工语“广霞君不屑与世人半巧争能，只欲以本色二字，挽回风气耳”。让自己低回久之———原因正在“本色”二字，这也可以说道尽了自己何以喜爱他们的原因。

　　除了游记、书话、题跋、人物印象记，黄裳的剧评也十分好看，但自己对戏剧懂得不多，读得并不算入港，而谈版本目录的图书———比如《清代版刻一隅》，到现在也没读竟（自己对这些版本目录之学是外行），然而所有这些并没有影响我对这些文字的搜集与喜爱，一册在手，摩挲一下，遥想黄裳念念不忘的“清刻之美”，既模糊又清晰，实在也算读书之余的快事之一。

　　朋友中迷黄裳的不少，但对黄裳有微词的也有一些，比如有朋友批评他在《老虎桥边看知堂》等文章中对周作人的用词与态度，此外，尚有朋友评其部分文章用词过于“刻薄”，这些微词也不无道理处，但反过来说，这或许也是黄裳之所以成为黄裳的原因。

　　（二）

　　黄裳多少大概也算得上中国读书界的一个传奇，原名容鼎昌，山东益都人，生于1919年，中学在南开中学就读，与红学家周汝昌、剧作家黄宗江是同学，大学到上海读的是电机专业，却志在文史，后成为报社记者编辑，晚年又意外地以散文大家与首屈一指的藏书家名闻海内外。

　　黄裳之名的得名缘由有两说，一是艳说———与黄宗英有关，说他当时是有“甜姐儿”之称的女明星黄宗英的忠实“粉丝”，有天忽发奇想，以“黄的衣裳”之义取了“黄裳”这个笔名，钱锺书后来曾为他写过一联：“遍求善本痴婆子，难得佳人甜姐儿”，不知说的是不是这个典故？另一说是容鼎昌的中学同学、黄宗英的哥哥黄宗江自述，说是当年他爱戏，容鼎昌遂跟他说唱戏得有个艺名，于是便自作主张地帮他起名“黄裳”，可黄宗江觉得这个名字太过华丽，觉得还是父亲给的名字好，没用，没想到，后来这名字倒成了容鼎昌的笔名，且一直叫到恂然老者。

　　对这些说法，黄裳都一笑置之，似乎未见肯定，亦未见否定。

　　每个人眼中的黄裳都是不同的，萧珊眼中的黄裳是个让人温暖的书呆子；画家黄永玉眼中的黄裳则几乎无所不能：“黄裳那时候的经济收入：文汇报编副刊、中兴轮船高级干部、写文章、给一个考大学的青年补习数学、翻译威尔斯的《莫洛博士岛》(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是不是那时候？不清楚了)、出几本散文集，还有什么收入？伺候年老的妈妈，住房及水电杂费，收集古籍图书，好的纸、笔、墨、砚和印泥……还有类乎我和曾祺的经常的食客们……他都负担得那么从容和潇洒。黄到底有多少本事？记得50多年前他开过美军吉普车，我已经羡慕得呼为尊神了，没想到他还是坦克教练！……”

　　年轻时的黄裳那样从容潇洒，又意气风发，抗战结束后曾写出一篇老辣的《饯梅兰芳》，影响极大———当然，意想不到的在几十年后又引出一段与柯灵的笔墨官司。

　　1957年“反右”后被检查、交代、认罪……后来又下放劳动，老人对下放并不以苦，对藏书的大量散去却一直难以释怀……1979年退职归家后，如二度青春重现，至今仍“宝刀未老”。

　　（三）

　　黄裳的书斋名榭———来燕榭，这个“榭”字作为文人室名很少见，其中的江南意趣是清晰可见的，让人仿佛看得到杜牧“飞入寻常百姓家”诗句的意境。

　　李辉从北京抵上海的晚上，约好次日拜访来燕榭主人。

　　那天上午九点赶到巨鹿路附近的一家宾馆，不过两三分钟，一身便装的李辉笑呵呵地便出现了，一如既往地洒脱与精神，聊了几句，李辉接一电话，是黄裳家人打来的，告诉他们不久即到，两人便向南往陕西南路方向走去———其实心里仍有些紧张，想着第一次该给老人带些什么———问李辉，李辉说随便吧。终于在路边发现一花店，玫瑰居多，这样的花送给这位老人显然不太合适，选了一个满是淡紫色花蕾的花篮，清幽典雅，觉得多少有些符合老人的气质。

　　很快就到了那座多次出现在想象中的小区，走进去，层层绿荫间是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十多幢法式红砖小楼，附近淮海路的喧嚣瞬间似乎便隐去了，仿佛穿越了某种时光隧道，触摸到那些与老人文字相伴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气息，直到拐过一个弯，发现几位老太太在健身器材下摆动身子，才倏然回归现实。

　　小区有香樟、芭蕉、紫藤等，当然，还有榆树，一排排立着，老枝纷披。

　　来燕榭在这个闹中取静的小区最北端，很普通的小楼三楼，北面即是围墙，与四周的小楼也没什么区别，踏上老旧厚重的大理石台阶，到三楼，门是开着的，黄裳的家人（后来知道是他女儿）早迎了出来，说家中地板刚打了蜡，不必换鞋了。有些歉意地进了屋，到了南向的大屋———老人很快就从里间出来了，笑嘻嘻的，嘴有些张着，头发短短的，纯白一片，眉毛有些下垂，一件合身的条纹衬衫，下面是西装吊带裤，身子很大，却不失精神，他看着我们只是笑，让我们坐，李辉和他打招呼说：“最近怎么样？”

　　老人显然没听清，声音有些沙哑地问：“啊？”然后指着自己的耳朵。黄老的女儿在一边补充说，黄老的左耳最近一直不好，要讲话得对着他右耳大声点才能听清。李辉又坐到他右侧，套着老人耳朵大声地告诉他这次到上海的行程，又把我介绍给老人。

　　一时倒不知和老人说些什么，李辉让自己坐在老人右边，便告诉他，“读您文章很多年了，一直喜爱。”老人张着嘴连连点头，又告诉他现在有不少年轻人爱读黄裳，网络上也多有讨论，老人显然都听到了，嘴仍是张着，不无谦逊地笑，但仿佛又不知道说什么好，所以只好仍是点头，身子且悠然地动一下。顿了片刻，他女儿插话说，以前李辉曾经打印过一些网上关于黄裳的讨论给他看，老人忽然说：“就是太薄啊。”

　　几个人都笑起来，我说：“回头我再打印些给你，网上有不少书友自称黄迷的。”老人笑得脸似乎有些红，轻声地说：“好啊。”

　　并没有想象中的枯坐与冷场，李辉与黄老太熟悉了，老人要了解的京华老友的消息也实在是多，李辉仿佛一个桥梁，将这些老友的音讯一件件传递出来：周汝昌、黄宗江、黄永玉、丁聪……老人急切地想了解他们的近况。

　　李辉说黄永玉前段时间在湖南吉首，那里有一座他的个人博物馆正在落成……又说到黄永玉正准备出一本《从塞纳河到翡冷翠》的书。不知怎么又说起黄永玉的画，老人又指给我们看黄永玉的画———原来左边沙发上悬着的便是黄永玉的白描荷花，下面有黄裳的题款，画得很用心，字更是风神逼人。

　　问起丁聪，李辉说在住院，最近一段时间有些好转。黄裳说：“他以前给我画的漫画没画好，我本来想请他重画的……”言语间一种无奈之意。

　　谈到周汝昌，李辉说从北京到上海前给周汝昌的女儿打过电话，正在整理周汝昌与黄老之间的通信，准备出一本来燕榭书简，问老人要不要给这本书写序，黄裳说：“不要。”李辉说：“那我就写一篇整理说明，到时打印一份完整的给你。”老人点点头。

　　李辉又说起周汝昌，说周汝昌现在写字完全写不了，眼睛有病，写字时字巨大如天书一般，谁也无法认清。

　　老人无言。

　　一时又有些像枯坐的老僧，大概想起年轻时与周汝昌相知相契的那些往事。

　　好一阵子，问老人，最近出门了吗？

　　老人忽然来了兴致一般，说专门去了趟常熟，再次拜谒了柳如是的墓。

　　暗自叹着老人真是好兴致，想起自己以前读完老人关于常熟钱柳遗迹的文章，包括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一直对常熟心向往之，但自己至今都未前去，不想这位老人居然有兴致再走一趟。

　　李辉问：“到常熟吃大闸蟹了？”

　　“吃了，吃了！”老人语气间很是高兴，说是他女儿女婿陪同去的，专门叫的出租车，“这些年每年都出去一次，去年去的嘉兴。”

　　又聊了一些书事掌故，自己问老人《榆下说书》中的榆树是不是就是窗外的树，老人笑着说：“不是，不是，是楼后面那棵大榆树。”

　　似乎打扰老人很久了，自己担心影响老人的写作读书，问老人每天怎么安排，老人说：“每天都写字的。”

　　拿出自己以前的文字给老人看，老人摘去眼镜，看到《故里食物》下面的螺蛳、蚬子等名字，顿时会心地微笑起来；后来拿出书请老人题签，选的是一本《黄裳文集》，老人翻翻书，指着其中一篇《绝代散文家张宗子》说，这篇前段时间一家出版社出，把“绝代”印成了“绝对”，说着自己也笑起来，随后以他清秀飘逸的字题了签。

　　李辉把自己带来的《东方早报》给老人看，老人摘去老花镜，很细心地读了人物周刊的一段文字，我问老人有空可否也给《东方早报》写些文字，老人笑着轻声答应说：“好。”

　　向老人告辞时，老人坚持送到门口，一直看到我们转弯不见———神情间似乎有些落寞，又有些不舍。

　　到楼下重新看了老人所说的老榆树，原来在小区围墙外面，顺墙而生，粗壮挺拔，枝繁叶茂，约有四层楼高，投下一地的浓荫———来燕榭原来真算在榆树之下的。

　　老人尤其喜爱陆放翁诗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认为这“寥寥十四字，把江南的神魄一下子都描摹尽了”。回程时想起深居在上海陕西南路小巷深处的他，深居小楼，读书写作，品味书香，自得其乐，忽然想起“寒士精神故纸中”这句话来，觉得有这样的名士在，本城到底算是有味的。黄裳与李辉（右）在来燕榭阅读《东方早报》人物周刊年少时的周汝昌（左）与黄裳

　　友人说黄裳

　　周汝昌

　　黄裳和我是天津名校南开中学的同窗契友———我曾思忖：他拥有万卷珍本秘笈，必会成为“国学大师”或“史家巨擘”；可是这个想象却不合实际了。如今悟知，他不喜欢当“学院派”的专家，写那种搭架子、摆“学识”的土八股、洋八股，而愿意以文遣兴寄意，自得其乐———也可同时予同好者以自得之乐———变自得为共享。

　　邵燕祥

　　黄裳笔下，充满了历史细节。其《笔祸史谈丛》，固然记下了有清一代所谓康雍乾盛世的文字狱和禁书毁书的诸多细节，其《惊弦集》、《负暄录》记下了特殊年代亲身经历的若干历史细节，都是值得“立此存照”的；即使其他大量的游记和怀人的篇什，于体察世态人情、山川风物之间，也莫不以历史的细节胜，且不说那谈文说史的读书笔记了。

　　杨苡

　　虽然他受过那么多的苦难，虽然他见了生人采访时不免木讷紧张，虽然若有人惹怒了他，他也忍不住打笔仗，但他确实是个从来不卖弄自己，只是一个默默地做自己的学术研究的敦厚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