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JA中国请我参加“JA志愿者日”活动，让我选一个大学，我立刻就选了传媒大学，因为你们与非营利事业、与慈善事业有天然的关系。按照我的研究，现代慈善有五个要素：第一个是政府，它为慈善民间组织提供政策支持；第二个是公益组织或慈善组织，它是捐赠方和受助方的一个中介；第三个是捐赠者，他们捐赠金钱、物质、时间、知识——JA志愿者就是捐赠时间和知识的人；第四个是受益者，包括人，也包括事务；第五个就是大众传播。

　　现代慈善离不开大众传播，没有大众传播，就没有现代慈善。大众传播对于现代慈善作用非常之大，主要包括：宣传慈善政策，传播慈善理念，介绍社会需求，动员公众参与慈善项目、宣传慈善组织和慈善家，另外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捐款的使用进行舆论监督。我们青基会一开始只有5个人，要是没有大众传播，没有媒体的宣传，我们决不可能做到今天这么大。你们将来不一定从事慈善事业，但你们所从事的传媒行业一定会推动中国的慈善事业。

　　我今天的讲话主要分两个方面，一是给大家分享我个人的一些成长经历，二是跟大家交流我对志愿精神的认识。

　　18年前，我放弃仕途，创立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希望工程。在此之前，我于1978年进入共青团，79年进入团中央；80年，我还是一名团中央的干事，86年，我已成为组织部部长，当时仕途是一片光明。两年后，我却决定要离开团中央。1988年5月，我向团中央书记处递交了辞职报告，要办基金会。这个想法是我自己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得出来的，就是要通过基金会，动员社会力量来为青少年服务，我希望能把这个设想付诸实施。

　　为什么要这样做？当时周围的人都非常奇怪。我告诉他们，最重要的原因是文化上的原因，是温州人的基因在我身上起了作用。南宋时期，温州出现了一个务实重商的儒家学派——叶适学派，也称“浙东学派”。它倡导“事功利”，所谓“功利”是指 “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择福而不择祸”，还有一句话，叫“道不可须臾离物”。这一学说在温州影响非常深远，它造就了温州人非常务实、讲求实效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知不觉渗透到了温州人的血液中。我是温州人，是一个想做实事的人，希望能有一个空间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做自己想做的事。我那时候就觉得仕途不适合我。

　　我曾在广西一个贫困的少数民族小山村做过两个月的调查，这个小山村有两千多个村民，没有出过一个初中生，大部分学生读到小学三、四年级就不读了。教师水平也很低，有一个教师自己只读了两年书，却在教三年级。所以，当时，我用10万元注册成立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目的就是动员社会力量救助农村贫困失学儿童，名字也想好了，就叫“希望工程”。所谓“名正、言顺、事成”，名字特别重要。我挖空心思，好几夜没睡觉，想出了这么一个名字——这也是我比较得意的一个事情。希望工程到现在18年了还在做，还处于良好的发展势头，是因为它把世界三大问题——儿童问题、教育问题和贫困问题——捆在了一起，公益事业最关注的也就是这三件事，希望工程可以说是“三位一体”。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作出很多选择，而且很可能你儿童时期的选择决定了你的一生。事实上，我现在的人生道路是我4岁时就选择了的。我幼年丧父，家里很穷，母亲带着我们五个兄弟姐妹，以替人卜卦为生。幼年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感受就是——饿，每天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站在对面的学校门口，等着学生放学，然后对母亲说：学生放学了，该煮饭了。因为家里太困难，在我4岁的时候，母亲就把我送给了一个有钱的街坊，他们没有孩子。但是我白天去他们家吃完饭，晚上还是死活要回家睡觉，他们做了很多工作也都没有用，渐渐地他们失去了信心，放弃了收养我的想法。所以，4岁的时候，我就选择了贫穷。

　　9岁的时候，我又选择了上学。因为当时家里穷，所以也不鼓励我们上学。直到9岁那年，我看到邻居的小孩去上学，我就回家拿了户口本，自己到学校去报名上了学。因为贫困，我还享受了分期付学费的待遇，每年学费5元，分3次付清。

　　还有一个人决定了我现在的命运，这个人叫张铁生。张铁生你们知道吗？就是那个交白卷上大学的人。73年恢复高考，我填报的志愿是大连海事学院日语专业，我为考试作了很好的准备——我是很会考试的。可是出来一个张铁生，结果全国所有的考卷都作废，我也没能上大连海事学院日语系。所以我后来对人说：没有张铁生，就没有希望工程。有时候，你的命运是由与你毫不相干的人决定的，你自己没有办法。

　　18年了，希望工程一直在发展，但我个人却没有什么变化。我的名片上除了电话号码从6位升到8位，增加了手机号，其他什么都没变，这在中国可能也找不出另外一个人。但是希望工程这个事业一直在发展，我觉得非常的满足。有人说，也许你做官的话会比现在得到的更多。但我觉得，如果当初我选择了做官，到现在中国无非就多了一个官，这种官太多了，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也不少。但如果当初我不做希望工程，那么现在中国也许会有别的助学项目，但绝不会有希望工程。所以我对自己的选择感到相当的自信和满足。

　　那么这里就讲到了投身公益事业，投身志愿服务和志愿精神。我给同学们出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题目。有一个神父对信徒讲：利他主义可以上天堂，利己主义要下地狱。这个信徒为了上天堂，就不断地做好事。你说这个信徒是利他主义还是利己主义？这个问题可以留到会后讨论。我在青基会接触到不少捐款的人。有一次，一位母亲抱着孩子来捐款，她对我说：我捐款的最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那些贫困儿童，我是为了从小就在孩子心里播种爱心。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经常讲“无私奉献”的志愿精神，那么这两个人好像不是那种“无私的”志愿者，好像是“有私的”。我们再来看一些口号，例如：“施比受更有福”，这是基督教号召信徒做善事的一个口号；还有我们志愿者经常说的一句话：“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再看50年代有一句倡导公民责任的话“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们现在的一句口号是“助人为乐”，我们志愿者经常讲的一句话是：“帮助别人，快乐自己”；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中有一句是“以团结互助为荣”；佛教中讲“善有善报”等等。这些口号似乎都在讲一个道理：你的奉献也是在为你自己，不是“无私”奉献，而是“有私”奉献。

　　我在新华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有私奉献是志愿精神的原动力》。在与地球村创始人廖晓义交流这个观点时，他非常赞同。他说，媒体对他的最不准确的评价就是说他“牺牲自我”，其实他觉得自己在精神上得到的满足感远远超过他所付出的，他并没有牺牲什么。

　　所以，志愿精神是有回报的。如果把志愿行为或捐赠行为比作一种消费的话，它付出以后得到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

　　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大部分人都有点眼睛发红，都想早一点成名，早一点发财，有一种急功近利的思想。唯利是图、损人利己、贪污腐败等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出来了。如果一个社会为了追求物质、权力，连“助人为乐”这种精神上的“乐”都不屑了，这个社会就有大问题了。

　　我给大家讲一个很不好的故事。《新京报》报道，去年7月19日盛夏，北京火车站广场有一个老太婆病倒了，口吐白沫，在广场挣扎了3个多小时后死在众目睽睽之下。当警察和记者赶到后问现场围观的人群：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报警？众口一词的回答是：“我们赶路”，“我们忙”。这种事情发生在今天的中国，让我非常难受，所以我一有机会就要提。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同学们！这是一种“集体的无意识”：这么多旁观者，为什么没有一个人伸出援助之手？！

　　古人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现代心理学称之为“同情利他主义”，这种基于同情心的利他主义行为，我们国人丢掉了。发生这种事情，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无地自容，恨不能扇自己两个耳光。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孔子讲“仁者爱人”，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刘备在临死时对阿斗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祖宗早就有古训了。可是到了现在的中国，北京火车站却发生这样的事，说明这个社会是有问题了。

　　所以我现在经常讲，我们做慈善事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中国人的心更接近上帝，这里所说的“上帝”是指公德心、公益心。我们目前的慈善理念、慈善精神的水平还非常非常低。因为20年前，我们的社会还处于政府垄断一切权利和资源，承担一切责任的状态，不需要公民参与社会活动，志愿精神也没有市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文化大革命让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出现了断层。我们曾经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现在却成为最没礼的民族。我们的旅行团在国外老是被骂，以至于中宣部要出台一个《出国旅游行为规范》。

　　中国人现在处于传统文化的断层期，没有宗教信仰，又处于市场经济初期物欲横流的阶段，所以我认为中国人特别需要志愿精神，因为它可以带来精神上的快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与宗教相同的作用。古人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又说“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所以我们在中国提倡志愿精神，说得更严重一点，就是要救人心，就是要救中国。

　　最近我看了一位高僧写的书，上面有一句话让我很有感触，大意是：以慈悲心待人，别人得到了50%，你自己得到了100%。我认为，以慈悲心待人，别人得到了50%，你自己得到了100%，而你的这种志愿行为产生的社会价值、社会资本将达到n个100%。慈善事业的价值，是不能只用金钱来衡量的。

　　徐永光简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法学硕士，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1988年请辞团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创立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潜心中国NGO事业近20年，在NGO实务和研究领域有重要建树，主编《第三部门研究丛书》，著有《叩问天人之际—徐永光说希望工程》。曾兼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中华慈善大会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责任编辑：王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