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当过共青团书记、妇女主任，还曾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到北京开过会；然而，幼年时期的她却是一个童养媳，从一个村被卖到另一个村。她叫黄菊香，黎族，今年62岁，原通什市（今五指山市）番茅大队（即现在的村委会）老支书，1958年至1999年间，她还当选过公社、县、自治州、省和全国的党代表和人大代表。

　　从童养媳到妇女主任

　　黄菊香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说，其实她原先不姓黄，而是姓符，以前是太平村人，3岁的时候被卖到了番茅一带的什分村当童养媳，因为解放前的黎族妇女与大多数的中国妇女一样，没有地位，可以自由买卖。解放后，黄菊香才告别了“童养媳”的命运。

　　1958年，勤劳能干的黄菊香被推选为“番茅大队青年农场”副场长，那一年她才14岁；2年后的1961年，黄菊香出任番茅大队附近的福关大队的共青团书记、妇女主任，一直干到1968年，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但命运似乎怜悯这位幼年时遭受过苦难的黎族妇女，政治运动的火苗尚未烧到她的头上。

　　1969年和1973年，黄菊香还先后当选为海南行政区党委委员、人大常委和广东省妇联常委。

　　那时候，黄菊香就像是当地黎族妇女的“知心姐姐”，她们除了在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外，其他妇女在生活和情感上碰到什么问题，都乐于向她倾诉和求助。

　　文革后期也经受磨难

　　可是好景不长。1975年，黄菊香担任番茅大队党支部书记时，当地一些“文革”狂热分子对这位有着将近20年历史的“政治红人”格外眼红，硬是给她安上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加以批斗，让她身心饱受创伤。

　　接受记者采访时，黄菊香一脸深沉，无奈地说：“文革最后2年的事我不想再多说，相信你们年轻人也能想象得到。”据了解，在黄菊香被批斗前，她多次去过北京开会，接待过来番茅、福关参观考察的外国来宾，同时也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资料图片，可惜都在文革后期被撕毁或烧毁了，一些照片记者还是从其他村干部那里找到的。

　　譬如，有一年澳大利亚客人来访，记录这一历史事实的照片是番茅村另一位老支书符林际提供的。

　　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1977年，“文革”的阴霾已然散去，黄菊香平反了！这一年，她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人大会议，并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留了影（见套题图）。

　　黄菊香还记得当时自己被安排住在香山饭店，会议期间有一位日本民族专家找到了她，让她继续配合做有关黎族社会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调查。原来，此人在文革期间就曾去过番茅，当时黄菊香还送给他一件黎族妇女佩戴的头巾；文革后的第一年，这位日本人又来到番茅村，不料黄菊香已经到首都开会，于是他又赶到北京来。

　　据了解，外国专家之所以一定要找到黄菊香进行调查研究，是因为她在当时算是能说会道的人，她本人也比较了解黎族社会的基本情况。不过，黄菊香说：“实际上，我并没有好好上过一天的学校，都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解放初期的夜校让我学了不少东西；以前我只会说黎话，后来才学会海南话，然后才又学会普通话，并能认写不少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