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金平

　　导演翟俊杰在谈《我的长征》的艺术构思时说，“要从小人物出发，以他们为切入点，着重刻画，以小见大，折射和反衬出大的历史进程。”这表明导演自觉寻求从个体化的视角来讲述一个宏大的历史题材，并努力保持叙述视点的严谨性和统一性。从实际效果来看，影片中绝大多数场景都有瑞伢子（王瑞）在场或间接在场，并对瑞伢子不在场的事件保持了克制。这种叙述上的理论自觉非常可贵，它使宏大历史场景呈现了一种独特的个体性色彩。相对于以往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常见的客观全知叙述，这种限制叙述不仅体现了一种亲历性，更体现一种叙述的真实性。

　　主旋律影片毫无疑问要融注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并在影片中完成对观众的教化功用。但是，意识形态起作用的方式应该是隐晦的，是通过一定的艺术载体来实现的。《我的长征》就非常注意细节的含蓄性，场景和道具的隐喻性。影片在表现过红军湘江的情景时，展现了敌机轰炸下红军惨重的伤亡，以及部队行军的混乱无序。在这过程中，瑞伢子因为对战争残酷的惊恐而茫然失措，哭喊着逆向人流去寻找父亲。这不仅体现了不满十六岁的瑞伢子心理不成熟的一面，而且这也是瑞伢子找不到革命和人生方向的生动展示。最后，在父亲的带领下，瑞伢子跟着部队一起过湘江，途中他摔倒在浮桥上，是毛泽东把他扶起来。父亲激动地看着毛泽东远去的身影，瑞伢子这时再问父亲怎么走时，父亲意味深长地说，“跟着走”。这样，影片就在具体可感的细节中，生动形象但又不动声色地表达了“跟着毛主席前进”的政治命题。还有影片中反复出现的斑驳破损但始终屹立不倒的红色军旗，还有红军帽子上那虽黯淡但却无比庄重神圣的红五星，以及瑞伢子保留的那四个红蜡烛头（作为保留革命火种的形象表述），都在有意识地运用意象来隐喻革命精神的坚贞不屈和代代相传。

　　近年的主旋律影片都注意展现伟人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尤其注意将伟人还原成现实中的父亲、丈夫或兄长，刻画他们身上真挚的人性人情，从而与观众产生共鸣。《我的长征》也努力将毛泽东置于真实的现实关系中，让他身处因为革命艰险而被迫抛弃孩子的精神煎熬和两难境地，呈现他作为一个丈夫对妻子的愧疚，作为一个父亲对孩子的难舍，以及作为“精神之父”与瑞伢子交往中的亲切、随和、宽厚。

　　而且，近年的主旋律影片还在以情动人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力求捕捉到人物与观众感情碰撞的结合点。《我的长征》就反复渲染了亲人的离去对个体的伤痛。如瑞伢子，先是无助地目睹父亲的受伤阵亡，后又悲痛地抱着姐姐被敌军杀害后逐渐冰冷的尸体，还愧疚地看着连长为救自己而摔下万丈悬崖，更悲恸万分地看着姐夫抓着泸定桥铁索的手，慢慢无力，慢慢松开。这样，影片将战友的牺牲直接置换成对于个体而言更具情绪震撼力的亲人的离去，就能够让观众在感同身受中与主人公一起经历那一个个伤痛时刻，并对生命的脆弱和人性的崇高产生强烈的情绪共鸣。

　　为了使影片以一种艺术感染力吸引观众进入影院，近年的主旋律影片也注意在娱乐性上下功夫，有意识地调动各种商业电影的奇观元素。《我的长征》不仅有意识地呈现少数民族的地域风情，还在长征故事里穿插一根爱情的线索，并展现各种战争爆破和血腥杀戮的场面。而且，影片在镜头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不管是机位运动、拍摄角度、细节化的特写和定格镜头还是色调光影，渲染气氛的全景镜头，都强调一种视觉冲击力。此外，影片中还运用了很多的数码特技，像飞夺泸定桥、湘江之战都通过电脑特技让这些高潮段落更加惊心动魄。

　　《我的长征》的另一成功之处便是节奏的动静结合，建构了一种舒缓从容的节奏感。影片用宁静的山野风光、充满纯真乡情的江西山歌、少数民族少男少女间炽热而真挚的爱情，在炮火纷飞、硝烟弥漫中营造出纯粹、诗意的艺术世界。这种对意境的孜孜以求，对人性人情的着力凸显，对抒情化节奏的精到把握，都体现了影片对真情的善意维护，及为酷烈、刚毅的战争添上一抹温柔的良苦用心。

　　因此，《我的长征》既能在电影画面上重视修辞技巧，强化戏剧效果，能以新颖的制作方式处理革命战争题材，且能以开阔的人文视野和较独特的艺术理念，来关注人性人情，从而在精神理念、叙事方式和创作形态上都令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