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淼

　　近读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我开始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大传》成书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正值抗日战争最为坚苦的年代，各种客观条件都有着极大的限制，以至于朱先生曾因无法达到“至善”而数次想要放弃，但他最终还是以顽强的毅力完成了这部《大传》。

　　在《大传》中，朱先生本着一个历史学家客观公正的原则，对蒙在张居正身上的不实之词进行了辩护，并为之一一廓清。张居正倍受诟病之处首先就是他的“热衷”。朱先生在《大传》中充分肯定了张居正的“热中”，认为“热中不是一件不能告人的事，用不到讳饰”，张居正的“热中”乃是他以天下为己任的表现，他对“恋”字的直认不讳，也“正是在那里提倡当时政治界的一种新人生观”。张居正最为人攻讦的地方是为政的苛刻，他为政之初即已抱定“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态度，公言“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大抵宗法王朝初建，都会经过一个人事单纯、律法严明的时期，但在政治即人事的时代，所有的制度都是有弹性的，久而久之，制度就会向官僚集团有利的一面倾斜，张居正的整顿吏治与土地政策虽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事与兼并等诸多政治问题，但它的确是一种缓和阶级矛盾的权宜之计，张居正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去触动整个官僚集团的利益，再加上他本人难免的个性弱点，比如为人褊狭、不够宽容等等，这就为他自身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张居正还有一条为人诟病之处即是所谓的“奉承后宫，联络内监”，明代政体的特殊实是皇帝有意削弱相权的结果，只有让官员相互摩擦，才有可能从中牵制。在这样的境况之下，即使是有远见的政治家也同样需要敷衍和迁就，这既是一种不得已的让步，同时也是一种政治策略，权衡利弊的目的就是为了以最小的成本去赢得最大的政治空间。总之，无论什么时代，政治家为政都不可能达到皆大欢喜、人人满意的局面。

　　朱先生在《大传》杀青之后，针对于传记文学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只打开园门，使大众认识里面是怎样的园地，以后游览的人多了，栽培花木的也有，修拾园亭的也有，只要园地逐日繁荣，即是打开园门的人被忘去了，他也应当庆幸这一番工作不是没有意义。”朱先生写作《大传》原有抛砖引玉之意，既为传记文学开创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新体例，同时也希望由此将中国传记文学引入一个繁荣发展的轨道。但让朱先生始料未及的是，因为时代变迁等各种原因，传记文学非但没有涌现出更高水准的作品，即连朱先生原以为非常简陋的《大传》也难以为继，这未免让朱先生在失望之余，徒然叹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