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的首次访华之行更搅热了小额信贷在中国的热度，使得更多的人开始关注金融供给严重不足的中国乡村。尤努斯访华带来了推动中国小额信贷发展的强烈信息。然而，这到底是引来一座座金矿还是会拷贝出一群到农村赚钱的“魔鬼”？

　　在偏远的西南苗寨，CDF尝试被给予了极大的肯定，村民在NGO的帮助下自己管理“社区发展基金”，集体对抗贫困，废墟般的村落开始生长应有的权利、尊严和新生。有人称，这是一场新乡村建设运动。然而，“CDF永远不可能成为农村信贷市场的主流”。小额贷款的中国出路到底在哪里？

　　小额信贷在中国之1

　　小额信贷:金矿，还是魔鬼？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杨传敏

　　“现在农村小额贷款是一个金矿，可以赚好大的钱。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

　　农村市场对资金的需求太强烈了！

　　——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

　　10月21日，25岁的李琦去北京王府井购书中心买了几十本《穷人的银行家》。这本书讲述的是尤努斯和他的孟加拉乡村银行的故事。译者是曾被称为“打工女皇”的传奇女经理人——吴士宏。

　　刚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使尤努斯的传奇故事举世皆知。1974年，这位经济学教授把他的27美元，借给了42个贫困的农村妇女，由此开始了他的小额信贷事业。30年后，孟加拉7万多个村庄的650万人成为了他的贷款客户，并因此摆脱了贫困生活。

　　尤努斯相信，贫穷并非因为穷人本身，而是因为他们缺少机会。他用自己30年的实践完成了这个证明。

　　10月22日，尤努斯开始他的首次访华，与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会晤，讨论小额信贷在中国的发展。引发中国公众最大关注的是，这位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成功经验，可以给这个拥有世界最大贫困人群的国度带来什么？

　　小额信贷初入中国

　　1993年，河北易县摹本

　　买书的路上李琦显得异常兴奋，看起来还像个学生的她已在中国扶贫基金会工作了3年。作为小额信贷部的项目官员，李琦的重要工作就是向国内的企业解释什么是小额贷款，并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

　　“基本上很难”，李琦对她的工作成绩感到非常郁闷，而尤努斯的获奖，将给她以后的工作带来方便。她说她以后就可以先和企业说这个尤努斯，再说扶贫基金会的小额贷款。

　　中国扶贫基金会号称目前借贷规模最大的民间小额信贷组织的管理者，它也是国内从事小额信贷的300个NGO中的一个。

　　最早把尤努斯引入中国的，是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1993年，他在河北易县拷贝了孟加拉银行的模式，并成为了小额信贷NGO的学习摹本。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前秘书长何道丰，就是在考察了河北易县后，把小额信贷项目引入了扶贫基金会。

　　考察河北易县的，还包括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创办的幸福工程。葛振江现在管理着幸福工程的小额贷款部，在小额信贷的理念里，治穷、治愚、治病，最根本的是治穷。所以，专项小额资助并不提供给孩子上学、村民治病，而仅提供给母亲为主导力量的家庭生产。“孩子的上学问题只是标，不是本”，葛振江说了他一个最朴素的观点，一个家庭穷，首先是穷母亲。而母亲只要有了钱，最先想到的都是让孩子去上学。

　　“向穷人收高利息”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

　　按照通常的观点，一个项目点的还款率达到95％以上才算基本成功。而拖欠贷款的风险首当其冲。

　　在开国元勋朱德的家乡四川省仪陇县，葛振江就遇到了这样一件让他头痛不已的事。1996年，幸福工程资助了仪陇10万元贷款，然而5年后，本金只回收了不到一半。这个县随后给葛振江打了申请减免还贷的报告。葛振江不同意，他说，“怎么能凭着是伟人故乡就搞特殊呢”？他产生了这样的疑问——“莫非是这个地方吃救济吃惯了”？

　　葛振江没法收回他投入的所有贷款，唯一的选择，就是停止追加给这个县的贷款，换去别的县发展。

　　为了让小额贷款得以抵消高风险成本，必须要收比较高的利息。孟加拉乡村银行最高利率达20％，远远超出孟加拉商业银行15％的贷款率。

　　然而，向穷人收高利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部主任刘东文告诉记者，他们部门在国内企业里寻求到的帮助为零，因为想做善事的企业不希望向农民收利息。

　　刘东文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扶贫基金会在贵州六枝、山西左权等10个项目县的利息都介于7％到9％，因为要求款项是分期还，这样实际的年利率就拔高到了14％－18％。

　　对比起来，农村信用社的年利率按国家规定是6％，最多不超过7％。而民间高利贷的年利率，一般在24％－48％。

　　在幸福工程，利率追加被称为收管理费，一般在3％－5％之间。葛振江回忆，1997年以后，他们内部就出现了管理费收不收的大讨论。1998年后，葛在一些资料上看到，原来收管理费，一来可以激励穷人的劳动热情，二来可以防止腐败发生。后来再遇到争议，葛振江就不慌不忙搬出这套理论来向别人解释。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目前小额信贷组织在收利息维持组织运转方面普遍统一了认识”，杜晓山总结。

　　“小额贷款是金矿”

　　——茅于轼的龙水头模式

　　“小额贷款，其实就是合法的高利贷”，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基于自己的实践和经验，对小额信贷做出了一针见血的概括。

　　13年前，茅于轼把500块钱交给了龙水头村一个叫雒玉鳌的小学老师，请他贷给村子里的穷人。13年后，这笔钱不断吸收朋友捐助和村民存款，从500块发展到了130万元，扩大到了3个村子。吸收的村民存款总数，他估计在70万元左右，占到了资金总数的50％以上。

　　茅于轼把给龙水头村村民的贷款利率定在了18％。他这样算了一笔账，3个村9个管理员的工资、运作成本加起来为6％－7％。款源本身要付5％的利息，加上3％－4％的坏账，那就是15％。这样，茅于轼算出，他的小额贷款大概能有3％的利润。

　　就凭着这3％的利润，国外一些投资家瞄准了茅于轼的龙水头村，印度和美国的小额信贷投资公司都来找茅于轼，说他们也想入股。

　　“现在农村小额贷款是一个金矿，可以赚好大的钱。”茅对此看起来充满信心。

　　然而，他清楚地知道他在金融法面前的风险。中国人民银行曾发文，叫停龙水头村的“又贷又存”。茅于轼不肯，他说这个对谁都有好处你干吗叫停。此后，中国人民银行到山西考察多次，而茅于轼的又贷又存也保持在官方关注下继续实验性地探索发展。

　　近几年，茅于轼开始下调他的存款利率，刚开始存款年利率是6％，后来变到4％，最后下调到3％，然而存款仍在进入。农民对这个已经稳定发展了13年的金融组织的存款热情让他有点吃惊，茅认为，“这反映了我们农村的金融问题有多严重”。

　　与此同时，龙水头村也在接待无数参观者。山西的省长、政协主席都纷纷在龙水头题字，说要保护。中国银监会主席不但自己题了字，还掏了钱，捐给了茅于轼。

　　年迈的茅于轼如今正慢慢从他创办的龙水头模式中退出，并把他们转交给他开办的慈善学校代为管理。现在，他的龙水头村扶贫基金连个图章都没有，他这样自我解嘲:“如果按照法律，我们就是非法金融组织，我有可能被抓进去坐牢”。

　　中国的小额信贷能否吸储，在此次尤努斯访华期间，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尤努斯本人认为小额信贷必须吸储。然而，央行似乎并不准备开放存储业务。10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与尤努斯会晤时，向他解释，不批准吸储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农村基金会出现过金融风险，所以近年来一直非常审慎，不新批金融机构牌照。

　　关于能否吸储，中国农业大学农村金融与投资研究中心主任何广文认为，一方面小额信贷机构本身制度要非常健全，另一方面来自政府机构的监管手段要完善。他说，目前国内小额信贷都缺乏这两个条件。

　　新一轮实验

　　——小额信贷的民间突破

　　按照央行研究局副局长焦瑾璞的描述，中国的小额信贷机构，始自于上世纪50年代农村信用合作。据统计，中国2.4亿农户中，1.2亿有贷款需要，其中6700万家是通过信用社。农信社仍是农村小额信贷的主要渠道。

　　焦局长同时也承认，目前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小额信贷缺少瞄准贫穷人群的自觉机制。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指出，农信社目前真正给农村的穷人提供小额信贷的比较少。而作为补充力量的NGO小额信贷，仍面临缺乏合法身份，缺乏可持续资金来源和有效监管等问题。

　　2005、2006年，两个中央1号文件都提出了要建立更适应农村需要的法人金融组织，增加农村的金融供应。也是在去年8月，央行发出了小额信贷向民间开放的重要信号，决定山西、陕西、贵州等5省区开展“只贷不存”的商业性小额信贷试点。去年底，中国首家面向农村的非政府性合法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在“日升昌票号”的老家山西平遥挂牌营业，使民间资本首次获得了放贷的权利。这被此次访华的尤努斯教授认为是中国小额信贷发展的重要一步。

　　而扶贫的民间NGO们也在进行新一轮的实验。中国扶贫基金会决定，通过向国家开发银行贷款，来扩大扶贫规模。按照初步商定结果，开行将以5.8％的年利率贷给他们3000万元钱，用来专门发展小额信贷。这样，刘东文的小额信贷基金在明年估计将扩大到1个亿。

　　如果资本家进农村

　　——会变成“魔鬼”？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NGO们组织投入小额贷款扶贫，李昌平认为自有其深层次的原因。这位曾在2000年写信给朱总理反映三农问题的专家，曾经参与过乐施会在云南禄劝县的项目工作。

　　此次尤努斯访华带来了推动中国小额信贷发展的强烈信息。然而，在作为嘉宾出席尤努斯北大演讲之后，李昌平对小额贷款方向表示了深切的担心，“尤努斯不是资本家”，李昌平说，因为乡村银行96％都归有借贷业务的农民所有，通过这种方式，钱还是返还给了农民。不过，如果尤努斯此次推动的结果是央行允许资本家到农村办银行，最后可能演变为菲律宾模式，拷贝出一群到农村赚钱的“魔鬼”。李昌平说，“上世纪50年代的农村信用社受到国家政策扶持，但还是不能服务于小农。凭什么认为资本家就能扶持小农呢”？

　　李昌平认为，如果允许资本家下乡，至少也应该允许农民自己组织的金融机构出现，他们可以向银行借钱，再贷款给农民，同时可以吸收农民存款。

　　和茅于轼一样，中国农业大学的何广文对乐施会的西南项目给予了极大的肯定，他认为村民在NGO的帮助下自己管理“社区发展基金”，无疑是一种最接近农户，信息最透明，和运作成本最低的方式。

　　至于李昌平资本家不应进农村的观点，何广文表示了不同意见，“不管是资本家进农村，还是农民自治金融组织管理，民间自发的金融创新都应该鼓励”，他说，目前农村金融供给严重不足，因为农民实在太需要钱了。

　　就像穷人忧伤的眼睛，“贫困人士都有权利”这句话写在墙上，注视着每一个为之奋斗的人。它在冯明玲办公室甚至占了半堵墙，绿底，超粗黑，看着让人紧迫。

　　这些穷人的权利包括:有家可归、免于暴力、接受教育、安全环境、洁净食水、谋生机会、不受歧视、足够粮食、有发言权、健康保障，同样写在了墙上。

　　这里是香港乐施会昆明办公室，静处居民小区的一栋4层小楼。身为农村生计项目副经理，冯明玲对这句话可能有更深理解。她主管的社区发展基金(CDF)机制，不但把钱借给最贫困的农民用于生产，而且鼓励他们团结起来自己管理这笔钱，用事实证明了穷人的智慧和可以信任。

　　这种有别于主流经济理念和正规金融机构做派的模式，最早从昆明下属的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尝试，有专家称之为“农村正规金融服务市场失灵与政府扶贫失灵双重约束状态下的创新”。

　　小额信贷在中国之2

　　深山苗寨里的CDF模式

　　采写/摄影:本报特派记者　袁小兵

　　CDF社区发展基金机制

　　以社区为载体，以赋权和培育自组织能力为根本，乐施会在云南的“社区发展基金项目”，采取和小额信贷略有区别的理念运作。村民通过选举组成基金管理委员会，自己定利息，督促借款者还款。同时把利息收益投入到农村设施建设。目前，“社区发展基金项目”已经从1个县扩大到了18个县。在最初设点的禄劝县，村民自治管理的还款率达到了99.7％。

　　深山苗寨里的奇迹

　　运行8年，还贷率平均99.79％，人均增收650元

　　苗族人张荣汉拄着拐杖，笑吟吟站在院子里。他一直渴望改变命运，可是总被命运捉弄:小时候生病打针打瘸了一条腿，成家后却养不活一家人，只好去外村当老师的岳父家里背粮。2002年，他从乐施会禄劝项目办贷到第一笔款——1000元买了一头母牛，命运开始出现转机。

　　那时候，这个海拔2300多米、名叫芹菜塘的苗寨，贫困程度还是叫外人吃惊。37户人家很多是草房，大多吃不饱饭，玉米是老品种，亩产只有一百多公斤，村民形容说:“乌鸦来偷食，背上两个苞谷还能轻松唱歌。”

　　在5年时间里，张荣汉从乐施会一共贷款7400元，用来买良种、薄膜、化肥、牛和猪。在乐施会科技人员教导下，他懂得怎样深耕、施肥。现在，他家的玉米亩产有400公斤，不但可以卖了换大米吃，还可以养活5头牛、16头猪。在老宅旁，他盖起了一间石头房，打上水泥地，像城里人那样摆上了沙发、彩电、VCD机。

　　宁静的苗寨渐渐热闹起来，全村的彩电和拖拉机分别从2001年的1台增加到11台，三分之二的人家不再用手打猪草，而是购买了切碎机。人均粮食增加300公斤，人均收入增加650元。

　　芹菜塘是乐施会进入禄劝136个村寨中的一个。1992年至1998年，乐施会给贫困农户的贷款，依托的是农村信用社:乐施会雇用100多个工作人员考察确定农户，信用社收取低息作为代办费。这种方式极大地消耗了乐施会的工作成本，信用社也没有催款的积极性，还贷率只有77％。

　　“为什么不直接把钱给我们，由我们管理呢？”有些村里的能人这样建议。1998年，乐施会昆明办官员也开始把孟加拉乡村银行(GB)模式介绍给禄劝办，并结合当地实际，从1999年开始，陆续在24个村寨试验社区发展基金(CDF)模式。

　　CDF模式借鉴了GB模式整贷零还的特点，还款周期最初是1个月，后来发现农户为了履约，会把一部分贷款压在箱底用于按时还款，大大影响了生产效果。在高寒苗区，生产方式主要是种、养殖两种，生产周期都较长。后来，乐施会把还款周期延长到3个月、4个月，直到现在的6个月。农户贷款1年，分2次还清，分别是农作物丰收的9、10月和肥猪出栏的次年1、2月。

　　“五户联保”是CDF模式学习的另一个主要特点。5至8户村民自愿组成小组，交流贷款生产方式，互帮互督，如果有人还不起款，其他农户要帮他把钱垫上，否则将失去下次贷款机会；如果这个组不能及时还贷，整个村就要帮忙，否则全村人也将失去下次贷款机会。

　　“在极其贫困的山区，获得连续的小额贷款是农户摆脱贫穷的唯一机会，所以他们都知道不还款是一个不明智的行为。”禄劝项目办官员袁加海说。芹菜塘村民用每年100％的还贷率证明了这一点。在汤朗箐村委所属的9个自然村里，袁加海前去收款时，每村都能看到有人还不上款时，同组的邻里便你50我100地把钱凑齐，而他们很多并不是亲属。

　　虽然GB模式的创始人尤努斯教授反对给农户技能培训，认为“穷人都有谋生技能，他们缺的只是一点点小额资本”，但乐施会在禄劝的项目却一直坚持与科技培训并行。冯明玲说，许多村寨与世隔绝，仅有生产垫本也不行，需要把乡土知识与外来科技结合起来推动生产，而这一点是正规金融机构不愿做也做不到的。

　　运行8年来，乐施会在禄劝的小额贷款还贷率平均达到99.79％，比孟加拉乡村银行99％的还贷率还高，创造了政府扶贫和正规金融机构不可能达到的奇迹。

　　“自己管理这笔钱”

　　按村民商量的利率贷给村民，利息全部作为社区积累

　　吉普在漆黑狭窄的山路上进发，一群夜归的苗族汉子拦住去路，发现是乐施会工作人员后，他们举着手中的苞谷酒瓶，嚷着要尊贵的客人喝两口。汽车把他们拉到芹菜塘的粮食加工房——乐施会十多年前捐建的一个项目。很快，全村人打着手电都挤了进来。

　　每一年，这些曾不懂“公话”(汉话)、不会记账更不知民主为何物的村民，都要聚集在这个小屋里开10次会，讨论贷款的各种使用问题。“乐施会把钱背到了家门口，我们不用再去信用社求人，还自己管理这笔钱。”杨应祥很自豪。

　　杨从来没有当过村官，但在今年初他像村官海选那样被推举为这个村的主任，虽然他没有像村官候选人那样给每家送上一瓶苞谷酒。确切地说，他是芹菜塘社区的第三届发展委员会的主任。另外3名同样没当过村官的村民分别被选为副主任、会计和出纳。

　　这种名叫社区发展委员会(CO)的机构，代表和组织村民共同管理社区发展基金，乐施会生产垫本贷款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块。每年初，发展委员会召集村民开会，商量哪家需要多少贷款，汇总后向乐施会申请。收款时，发展委员会提前通知小组长，小组长收齐本小组成员款项后交到社区出纳，再交到乐施会。

　　村民们对此表达了乡村式的朴素要求，比如主任要有威望，副主任善于和外界沟通，会计要心好、有文化，出纳要老实。有些村子还规定，没有结婚的、家里劳力少的、妇女不支持男人的不能当选。

　　社区发展委员会收到乐施会贷款后，按村民商量的利率贷给村民，加上风险金利率，一般从6％至14％不等。这些利息全部作为社区积累，可再贷给村民使用。除了生产垫本贷款，乐施会还会向社区赠送助学金和医疗合作金，以及专款贷放科技基金。它们和社区积累一起组成社区发展基金。

　　引人关注的是，这个基金管理人员的产生、贷款额度、利率、还款周期、贷款程序等信贷制度的设计，贷款对象的选择和审批等等，都由社区农户自己决定。乐施会仅在选举方式、贷款基本原则、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等方面，给予社区必要的培训和协助。

　　“CDF不是一种纯金融的概念。”袁加海说。中国农业大学农村金融专家何广文也认为，CDF以赋权和培育自组织能力为根本，是一种以社区为载体，通过小额贷款活动及其产生的积累，将社区合作医疗保障、助贫扶弱、科技推广和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等有机结合起来以推动社区可持续综合发展的机制。

　　和正规金融机构尽可能从法律条文上规避风险不同的是，CDF模式与GB模式一样都体现了对穷人的宽容和信任。乐施会在贷放生产垫本金时，与之签订协议的是发展委员会全体成员及这个村的村小组长和会计，而发展委员会不是一个合法注册的机构。“律师告诉我们，如果社区不还贷，我们是很难打赢官司的。”袁加海说，“这只是一种管理的需要，风险金的收取更多也是为了增加社区积累，因为有些村把自加利息定得太低，这不利于新式扶贫工作。”

　　封闭、贫穷的小型乡村社区，是CDF模式得以生存的土壤，但熟人社会内部的监督也可能流于形式。

　　不同的社区有不同的监督制度。有的在发展委员会下面成立监督小组，有的专门由自然村的村小组长和会计监督。但芹菜塘村民张明德说，按照大家的制度，谁都可以去查账、去点出纳手中的现金，发现不对还可以骂人，但他也承认，除了开会时公布账目，平时没有谁这么做，“因为这样就等于存心和对方过不去”。

　　袁加海一次去某社区查账，发现社区积累里有几十元对不上，会计最后说了实话:被发展委员会拿去买了一只鸡，喝了几瓶啤酒。袁加海组织村民开会讨论，大家却说，他们为集体出了力，确实该补补身子。最后，袁加海重申制度，社区积累只能用于社区公共领域。

　　去年11月，何广文来禄劝调研时，注意到社区赋权后CDF机制可能存在的决策权寻租和强势群体控制等变异迹相。对此，冯明玲表示，除了加大乐施会的外部监管外，还将可能聘请专业人士进行外部审计，建立中立的第三方监督机制。

　　社区发展基金和社区发展委员会互为载体，正在深切改变着社区。从原来1年开一两次会、村干部说出一二三指挥村民照办，到每年开10次会、群众真正地集体商讨决议，包产到户后一盘散沙的农民重新聚合一起，集体对抗贫困，废墟般的村落开始生长应有的权利、尊严和新生。

　　有人称，这是一场新乡村建设运动。还有人担忧社区组织和村委会、村民小组之间产生罅隙。禄劝县汤朗箐村所属13个自然村中，有10个是乐施会CDF社区。村支部书记李文宏说，社区发展委员会和村干部没有矛盾，干的都是扶贫的事，只是分工和工作方法不一样。李同时也是乐施会禄劝办的片区工作人员。禄劝5个社区发展委员会的主任，同时也是所在自然村的村组长。

　　尝试与金融部门合作

　　“CDF永远不可能成为农村信贷市场的主流”

　　今年6月，现任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的李昌平回到湖北监利县的农村老家，吃惊地发现，他去年春节跟乡亲们说起的乐施会CDF模式居然在这里生根开花。一群有威望的老人号召全村老人，每人出资2000元组建养老基金会，今年6月已经达到27万元，年底可望达到100万元。

　　“农村市场对资金的需求太强烈了！”李昌平感慨道。

　　这其实是对乐施会传统CDF模式的一种模仿，何广文将此称为CDF的内生模式。由于外部资金的有限性，他认为，这种内生模式将成为CDF发展的主要模式。实际上，在乐施会的众多项目县，受传统CDF模式的影响，一些社区和村落也开始出现这种模式，但按照中国金融政策，这种模式只能在本社区内部封闭运作。

　　CDF模式的辐射力可谓强劲。目前，包括禄劝县在内，共有云南、贵州、广西、甘肃、陕西等5省、区18个县22个乡38个村正在实施这种模式，乐施会一共给这些村庄的4752家农户贷放本金496.7万元，还贷率93.3％，被覆盖农户每户平均增收3167元。

　　可是CDF毕竟是一种扶贫手段，乐施会的善款来源有限。冯明玲想到了与政府扶贫基金合作。

　　从1996年起，禄劝县一共得到上级政府扶贫资金近1亿元，近几年，冯明玲和她的同僚在各级官员中进行游说，让CDF模式进入到他们的视野。去年，乐施会禄劝办差点争取到100万元政府扶贫资金按照这个模式运作，后因种种原因未果。

　　何广文考察CDF模式中发现，CDF小额贷款额度太小，而农户又难以从正规金融机构借到贷款，社区里的民间借贷还较为普遍。在他访问的114家农户里，近两年从民间借款的农户达到了三分之二。

　　于是在后来的评估报告里，他指出，CDF永远不可能成为农村信贷市场的主流，不可能取代正规金融市场，CO应该加强与农村信用社的交流与沟通，探讨新的满足社区农户资金需求的方式。

　　冯明玲对此感同身受，“社区发展起来后需要更多的资金，可是乐施会还有更多的贫困人群需要去帮助。”

　　今年9月底，她专程来到禄劝，首次与当地银行及农村信用社对话，“双方都很兴奋。”

　　冯明玲说，合作的一个障碍就是，社区发展委员会不是自然人，也没有经过注册，信用社觉得这样贷款有风险，但乐施会愿意说服社区，把社区积累作为担保金从而贷到更多款项。

　　许多社区对此表态不积极，“毕竟要交利息了，10个社区只有1个愿意尝试。这需要一个心态调整的过程，另外还可在新的社区尝试。”冯明玲说，“其实按照CDF模式，信用社和农户绝对都是双赢。”在贵州威宁县，石门坎乡信用社两年前学习CDF模式，贷款回收率从40％升到80％。

　　就像当初摸索CDF模式一样，禄劝也是乐施会尝试与金融部门合作的第一个项目县。其实，冯明玲已经对许多地方的农村信用社发出过合作信号，但他们都说自己已经做得够好了，不想再惹这么多麻烦，这让她觉得生气:“实际上，他们也知道，真正的穷人很多贷不到款。”

　　她又想起了挂在办公室墙上的那句话。

　　图:

　　10月22日，尤努斯(前左一)现身北京“中国－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小额信贷国际研讨会”。

　　贫困农户利用小额贷款实施家禽养殖项目。

　　外国专家考察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项目的农户培训情况。

　　本版均为资料图片

　　禄劝苗寨芹菜塘的粮食加工房内，村民在开会。每一年，这些曾不懂“公话”(汉话)、不会记账的村民，都要聚集在这个小屋里开10次会，讨论贷款的各种使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