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内助”帮夫“选”干部

　　都说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贤内助。在杨建国身后，也站着一位女人，而她是一位“贪内助”。

　　从杨建国任县级巢湖市市长到和县县委书记，短短6年多时间，家庭财产有人民币627万余元、美元 25626元英镑290元、港币6700 余元。其中除了一小部分属于合法收入外，大部分是杨建国受贿所得或者其他违法违纪收入。杨建国所收受的礼金就多达人民币78万余元、美元2500元。

　　杨建国的妻子孟世芳是个理财好手，家里现金多了，就向他人放贷。杨家借款的利息收入多达110万余元，收取的房租也有23万余元。杨家获得高达百万元“利息”，其贷出的“本金”当然绝非是个小数目。

　　据了解，和县一些干部跑到几十里远的巢湖市杨家送钱，碰不到杨建国，就交给他的妻子孟世芳，大家都心知肚明，只要“枕边风”一吹，事情八成能办成。

　　2002年春节，时任乡党委副书记的李笕（化名），为了能在当年的乡镇机构改革中任乡长，一下就送给杨建国两万元。同年8月，李如愿担任乡长。转眼到了2003年春节，李笕又到巢湖市杨家，恭恭敬敬地送给孟世芳1万元，希望她在杨书记面前多多美言，多多提携。孟世芳自然是在杨建国面前为他说了不少好话。2003年乡镇干部人事又要调整，李笕又送给杨建国3万元。后来李笕被杨建国提名任另一个乡政府乡长的候选人，可惜没来得及赴任，杨建国就“出事”了。

　　“行贿—牟利—再行贿—再牟利”怪圈

　　杨建国在和县4年多，除了每年春节、换届调整干部前夕大量受贿外，有4个时期达到了受贿和收受礼金的高峰：2001年4月，2003年10月，杨建国生病分别在上海、南京住院；2002年4月，杨建国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培训班学习期间；2003年11月，杨建国在肥东的祖母病故。

　　给杨建国送礼的干部成群结队，想提拔的要送，欲保位子的要送，一般都是按级、按职送钱。有的干部不仅求升迁，为逃避处分也送钱。在县里，好职位是稀缺资源，下属们只有源源不断地“进贡”，才能保证成功的系数。时间一久，形成了行贿——牟利——再行贿——再牟利交替进行的怪圈。

　　而对杨建国的监督，几乎是空白。在杨建国的放纵下，下级给上级领导送礼送现金在和县成风，不少干部都通过行贿走上了领导岗位。和县官场风气一时间变得乌烟瘴气。一些党政干部在向杨建国行贿的同时，也在大肆收受他人贿赂，如杨建国的得力干将：原和县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禹成春，原和县沈巷镇党委书记（副处级）孙远志，原和县历阳镇党委书记吕常春，原和县公安局局长陈继江，原和县水务局局长刘继山等10多人，后来也都因受贿、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罪被判刑。这些“慷慨”向杨建国进贡的人，其钱财并不是掏自己的腰包，都是慷公家之慨，并且通过虚列相关费用，以假发票在单位报销。

　　而那些被称为“不识时务”的廉洁干部，因为没有给杨建国送礼送钱，被找出各种理由卸去职务，晾到一边。

　　实名举报3年告倒贪官

　　和县的许多干部敢怒不敢言，唯独一位叫龚直（化名）的老干部挺身而出，从2002年开始，向纪检部门实名举报杨建国的种种劣行。但他的举报信发出不久，杨建国就知道了所有内容，扬言要好好整治龚直。龚直有个在外地工作的儿子，曾4次接到威胁电话，龚直也是常常不敢回家住。龚家人都强烈反对龚直再举报。可是，固执的龚直坚持不懈地向纪检部门寄发实名举报信。两年过去，杨建国不但未被查处，反而盛传又要升官。2004年初，龚直索性背着铺盖到北京举报杨建国，终于引起了中纪委的重视。

　　2004年10月，杨建国被“双规”。

　　今年6月22日，杨建国在合肥市中级法院接受审判时为自己辩解：利用春节期间和我在南京住院、在中央党校学习以及我祖母去世的机会，乡镇和县直机关单位的一些负责人来给我送钱，绝大多数没提出任何要求，只说是拜年和看望，其目的我认为是和我联络感情，以便能得到我的重视和关照。这是礼尚往来，不能算受贿。

　　但实际上，杨建国只收钱，不还礼。

　　庭审将结束时，杨建国在法庭上忏悔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工作了30多年，担任正职领导以后，开始我时常告诫自己，不要为别人拉工程，不要为别人谋取利益，在前期我是做到了这一点。任和县县委书记之后，担任正职时间长了，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对人生观、价值观的认识发生了偏差，遵纪守法的观念也淡薄了。同时客观上也受一些社会不正之风的影响，我终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我后悔莫及，愧对党组织和人民的培养。我有罪，我认罪服法，但因我有很多慢性病，这两年身体越来越差，希望法庭在考虑我认罪态度的情况下，给我一个公正的判决。

　　然而，杨建国没想到，他等来的是无期徒刑。一个法律对贪官的公正的判决。(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责任编辑：韩美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