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新著《中国哲学智慧与现代企业管理》，据说挺吸引企业管理层的“眼球”。有学者说，这本书虽不能说尽善尽美，但特有意思！而企业CEO则说，在我们的企业里，时下出现了类似资本家与无产者的矛盾，现在就缺一本这样的书啊——怎么把企业的文化变成员工的文化！

　　果真如此神奇？中国管理哲学魅力何在？为此，《思想者》采访了该书作者葛荣晋教授。

　　《思想者》：很多企业家都发现：当自己的企业高速成长之后，自己却不能保证企业继续稳定发展。比如，光把西方的管理制度、流程、机制拿进来，却没有被雇员和员工所认同——雇员们觉得：老板是干什么的？跟我没关系！我就是打工的，你就是在剥削我。员工和老板似乎很对立，在文化认同的“根”上无法对接……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葛荣晋：企业的主体是人，而员工和老板的关系是一个事关企业生死存亡的核心问题，它关系到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也直接影响企业对员工的凝聚力。所以，“以人为本”是21世纪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理念，要求把企业员工“当人看”。企业的出发点是人，落脚点也是人。

　　企业是个大家庭，它由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不同价值观念的个人所构成。在这个大家庭中，每个人既有不同的个人利益，也有不同的人生需求……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这是可以理解的。企业家应根据“以和为贵”的价值理念，转换思维方式，理解和善待企业员工，做到企业内外、上下、左右协调一致，达到和谐管理的最佳境界。

　　《思想者》：中国管理哲学的本质是“以人为本”、修己治人、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所以，对于一个企业家而言，正像《论语·颜渊》中所说的：首先要“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葛荣晋：是的。企业家所面对的不是单纯的“机器人”而是有情感、有智慧的“社会人”。这就要求企业家在“正人”之前首先要“正己”。只有“正己”才能“正人”。这在管理学上叫做“自我管理”。同时，企业家还要善于把管理主体和管理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尽可能地满足企业员工的期望，并把这种期望变成具体的目标，把个人价值的实现同企业的共同目标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上下同欲者胜”，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推动企业向前发展。

　　《思想者》：您的这本书，用以建构中国管理哲学的理论框架是“正己正人”，请问它的具体内涵是指什么？

　　葛荣晋：我在这本书中借用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用”范畴。我所讲的中国管理哲学的“体”，是指“正己”，也就是管理主体的道德品格修养，而中国管理哲学的“用”，是指“正人”，也就是管理手段和管理艺术。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无为而治”和“有为而治”两套管理模式。在“无为而治”模式中，包含了道家的“顺其自然”，儒家的“修德于己”，法家的“治吏不治民”和“黄老”的“治大不治小”。在“有为而治”的模式中，则包括了儒家的“柔性管理”，法家的“刚性管理”和兵家的“智慧性管理”。

　　《思想者》：我们注意到，企业管理哲学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传到中国的，国内的出版物大都是“移花接木”，所以现在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管理学著作很多。而最时髦的MBA课程也是从西方引进的体系，多是讲管理技巧、技术的，但是用中国哲学智慧让企业家来赚钱的书还很少见。您怎么想到要写一本以中国哲学为背景的管理哲学书呢？据说您用了十年时间来写，可如今的学人不少是“十小时磨一剑”啊！

　　葛荣晋：面对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亲眼目睹了一个又一个明星企业的迅速消失，我就在想中国企业何以如此短命呢？

　　我认为重要原因之一，是企业管理不善所致。在中国企业管理的教学和培训中，由于不加分析地搬用哈佛等西方管理模式，造成了两个不可忽视的恶果：一是西方管理多重“技（管理技艺）”而不重“道（哲学）”，不强调管理者内在素质的培养，是一种“管理主体缺位”的管理，这同中国的“正人先正己”的人本管理哲学是不相符合的；二是在企业管理教学和培训中，讲的多是西方管理思想和西方案例分析，而对中国管理思想和成功案例则知之甚少，造成中式管理在世界管理学中的“失落”，培养出来的人只知“哈佛”不知“老祖宗”，顶多算是半个管理学家。于是，在我的脑海中产生了撰写这本书的念头。

　　因为，这本书的写作不是简单地从中国古代哲学文献中寻章摘句，而是以自己多年的人生阅历去解读圣贤之书，同中国古代哲人进行心灵对话。同时，我还要结合市场经济和企业管理，加以现代诠释，并赋予它新的时代精神，揭示和构建中国管理哲学思想体系，从而使现代人从中得到智慧和启示，使之成为推动与完善市场经济的精神动力。这就需要我甘心忍受时间的凌辱。“十小时磨一剑”是不可能的。“十年磨一剑”还觉得时间短。在这里，我愿以孔子“欲速则不达”的名言，与青年朋友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