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周汝昌等9名老学者联名致信北京市政府，指出北京人养宠物已经成为一种灾害，呼吁有关方面加强对市民的公德教育，对不文明养犬行为予以惩治，这一呼声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据新华社报道，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多个城市都开展了养犬管理专项整治，力图营造出文明有序的城市宠物环境。

　　“犬有湿草之恩，马有垂缰之义”，狗历来就是人类的朋友，也是忠诚的象征，宠物犬原本应该给城市居民带来生活乐趣和心灵慰藉，为什么养犬却变成了社会公害，以致学者和艺术家们要起而抗议呢？这的确值得整个社会反思。

　　曾有一家物业公司在电梯里贴出一则文明告示，语气婉转地规劝养犬的业主，让他们的宠物远离孕妇和儿童，以免带来不必要的纠纷，没想到告示贴出的第二天，就有人在上面写了一行字：“应该让孕妇和儿童远离我们的宠物”。看到这样的“对话”，除了气愤和啼笑皆非之外，更应沉下心来思考它的深层社会心理。

　　在文明的社会里，人们往往会着力捍卫自己的私权利，将之视为自身的一种福利。但在有限的公共环境里，多种利益主体必须相互协调和彼此体谅，才会形成文明和均衡的社会环境。如果养犬者过于张扬自己的“养狗权”，把爱犬的喜怒哀乐和吃喝拉撒置于街坊四邻的安居利益之上，忽略了这种权利的实现对他人带来的损害，养犬就会成为公害。

　　所以，划定养狗权与安居权的边界，就成为平息狗患、实现人与狗和平共处的必要条件。

　　这样的“划定”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养犬人应懂得遵章守法和自我约束，如依法登记、定期为宠物注射疫苗、按照规定区域和时间遛养宠物、收拾宠物粪便以维护公共环境等，还应尊重其他居民畏惧动物的心理，防止宠物恫吓与伤害。只有履行了这些义务，养犬行为才不会侵害他人的福利，才不会导致社区冲突。

　　划定养狗权与安居权的边界，还意味着制定细致周密、具备操作性的法规，并依法实行科学严格的监管。从目前有关豢养宠物的城市立法来看，要么是法规过于机械而沦为“观赏性立法”，要么是过于笼统粗疏而挠不着痒处。举两个简单的例子:有的地方法规绝对禁止宠物进入任何公共场所，包括电梯、城市道路和公共绿地，这无异于对狗的囚禁，也会导致养犬人对法规的敌意和漠视，进而把违反法规看作“常态”。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限制宠物乘坐电梯的时间，划定遛狗的特定区域。又比如对违规养犬的处罚，虽然设置了相应的罚款金额，但是举证和取证的具体途径、落实处罚的程序，却又尽付阙如，于是所有的处罚条款都成了摆设。立法与管理的不完善，无疑会纵容少数市民在宠物豢养方面的恶习。

　　看起来，养狗是私事，管狗是小事，但从现实观察，养狗者缺乏必要的文明素养，管狗者又缺乏经验和恒心，宠物管理因而成为城市管理的一个软肋。基于现状，要想治理好狗患，全面动员固然重要，但要从基础性的工作抓起，比如开展养犬情况的普查，对所有养犬人进行法制教育，完善社区公约，修订相关的法律规章，为养犬者遵纪守法提供必要的协助与便利，在社区安排专门的人员和场所提供咨询服务等。只有把这些铺垫工作做扎实了，狗患才不会在运动式管理之后出现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