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和赏金猎人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共同点。绰号“猎犬”的杜安·查普曼有纹身，曾服过刑，拥有自己的电视真人秀节目。他在墨西哥逮住一个美国强奸犯，因而自己现在面临被引渡至墨西哥的威胁。亚历克斯·塔巴罗克穿着一条Gap卡其布短裤，他对民事侵权法改革很感兴趣。在他们两人中，只有一个是经济学家。

　　然而，这里存在一种不可思议的联系。塔巴罗克教授以及他的同事埃里克·赫兰在提醒人们关注“猎犬”以及更为传统的赏金猎人。他们通过用甜言蜜语哄骗逃亡者的母亲，或耐心守在逃亡者女友家的街对面，来抓捕这些逃亡者。经济学家之所以感兴趣，是因为赏金猎人提供了不同寻常的“绩效薪酬”案例。

　　在任何法律体系中，都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疑犯在候审期间是否应被关进监狱。放掉他们，他们或许会潜逃，或端着机关枪闯进商场。然而把他们关起来，就等于是把一个尚未被定罪的人关进监狱。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经济学家本能地认为，若用经济手段激励法官恰当处理，他们就能做到。

　　罗彻斯特大学经济学家斯蒂文·兰德博格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法。法官每释放一名疑犯，都将获得一笔丰厚的奖金，但如果疑犯用机关枪向任何人开火，该法官将被处以高额罚款。奖金越丰厚，法官就越希望冒险释放疑犯，司法系统对个人自由的支持，就越胜过公共安全。然而，无论奖金多少，法官都会拥有强烈的财务动机，去仔细思考哪位疑犯值得他用社会安全以及自己的银行账户去冒险。

　　但兰德博格教授或许没有意识到，他那听上去很古怪的主意，已在美国大多数州获得应用，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出现。那些州并没有为法官制定一种激励机制，而是把他们工作中最为困难的部分交由“私人司法系统”代劳。这就是保释金经纪人，其激励机制与兰德博格所提倡的几乎完全一样。

　　根据目前的体系，许多嫌疑人被要求缴纳保释金，这种做法使嫌疑人在享受自由的同时，又有回来接受审判的强烈动机，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个人自由与公共安全之间的权衡难题。问题是，许多嫌疑人没有足够现金来支付具有激励意义的保释金。

　　这就是保释金经纪人的存在理由。保释金经纪人为嫌疑人缴纳全部保释金，并从嫌疑人或其亲属处收取10%的费用。只要嫌疑人按时在法庭出现，保释金经纪人就可以收回其保释金，并保留其收取的费用，作为她（或他）的报酬。如果嫌疑人没有到庭，那么保释金经纪人会聘请赏金猎人去追捕。保释金经纪人只有在判断很少出错的情况下，才能赚到钱。

　　因此，该体系是一种天然的测试，可以判断这类不可思议的“绩效薪酬”是否有效。塔巴罗克和赫兰对该问题进行研究（研究方法不仅包括数据分析，还包括在巴尔的摩周围清晨实地调查），就数千对有类似背景、被控相同罪名的嫌疑人进行比对。

　　那些通过这种保释金体系而得到释放的嫌疑人，出庭的可能性更大，如果他们弃保潜逃的话，也更可能被“猎犬”查普曼这样的赏金猎人抓获。总体而言，他们成为成功逃亡者的可能性会降低2/3，即便法官总会“先选定”哪些嫌疑人必须关押起来。

　　接下来会怎样？曾因谋杀罪而入狱的“猎犬”查普曼获得了成功；他自称为“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代表”。下一步，何不为“私人改造专家”引进绩效薪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