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贷款的成功秘诀，实际上并不在于“贷款”本身。最主要的是发展出了一个非常有效率的非营利组织，从而把贫困家庭层层组织起来，这有助于帮助他们摆脱那种因长期贫困造成的社会排斥处境和心态。

　　《21世纪经济报道》就“中国小额信贷生存状态调查”发表了长篇报道。但是，报道的视角过于集中于经济学的诠释，窃以为并没能把尤纳斯教授的“小额贷款”真正全方位地展现给中国的读者。因此，想从社会学和社会政策学的角度再作一些补充。

　　从对小额贷款现实意义的认识来说，报道中将中国的人均GDP及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孟加拉国相比，结果自然是把孟加拉国给比下去了。于是得出结论：“从国家层面来说，孟加拉的发展速度仍然比较缓慢……假如没有国家制度和政策层面建立起一个基本的发展架构，那么凭借一两人或者组织去解决贫困问题，是多么的无力，也许这恰恰是孟加拉的悲哀和启示！”

　　在今年诺贝尔奖颁奖以后，尤纳斯教授及其所创立的孟加拉乡村银行的获奖可谓众望所归，唯一的疑问是为什么没有颁给他经济学奖而是和平奖。就连尤纳斯教授本人也认为他应该得经济学奖。其实，今次和平奖颁发的意义颇深，因为颁奖不再单纯从褒扬“减少战争或者暴力的状态的努力”出发，而是从倡导“自社会底层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作的努力”出发了。这一改变强调的是“未雨绸缪”，实际上与中国目前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可谓殊途同归——和平或和谐是人心所向，要达到这个理想目标就是要用切实可行的扶贫措施来帮助处于社会底层的贫弱群体摆脱贫困。所以，即使是“凭借一两人或者组织去解决贫困问题”也非常重要，因为在“国家制度和政策层面建立起一个基本的发展架构”有时并不那么容易。对孟加拉是这样，对中国，我们也还是保持谨慎的乐观为好。

　　报道给我们的印象以及由此引出的另一个问题是，改革发展20多年来，为什么这种在全世界都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扶贫手段，至今也还是“凭借一两人或者组织”在干，而没有堂而皇之地成为我们大规模扶贫政策的核心内容。这样说可能绝对了一点，但事实是，自1993年杜晓山“决定试一试”“格莱明模式在中国是否可行”至今，“国内民营或半官方的小额信贷机构，可能多达300家，覆盖了100多个县”。于是我们要问，在“国家制度和政策层面”建立的“基本的发展架构”到底对在中国推行这项扶贫措施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

　　再从微观的操作层面上来看，小额贷款在中国遇到了一系列问题，报道中也列举了一些很生动的例子。文中，杜晓山不无遗憾地说：“中国从事小额信贷的……最有生命力的还是这些民营或半官方运作的、自筹资金的非正规金融机构”。为什么？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只有他们是在按照小额贷款的“游戏规则”运作。这包括：

　　第一，只有女性才能接受贷款——这是小额贷款项目最突出的特点，理由是根据女性心理特点分析，她们对改善家庭生活状况的责任心更强。第二，贷款利息较高——小额贷款的利息超过银行的一般贷款利息。理由是小额贷款无需担保，风险较大，所以利息也相应较高。同时，较高的利息还可有效地阻止有钱人和有权人光顾。第三，贷款金额较小——贷款项目应以容易在短期内获利的“小本生意”为目标，这样还款较有保证且不太吃力。同时，贷款金额小也可有效地阻止有钱人和有权人光顾。第四，即贷即还——贷款后很短时间内（譬如2周）便要开始还款，一年中分若干次还清全部贷款本息。理由是在短期内集中强化还款意识、养成还款习惯。第五，若干户联保——贷款户每若干户成立一个小组，负有连带责任，其中有1户不能还款，其他户都将被取消继续贷款的资格。第六，以若干小组组成一个中心组，定期进行学习、培训和交流。还有一些，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

　　综上所述，小额贷款的成功秘诀，实际上并不在于“贷款”本身。最主要的是发展出了一个非常有效率的非营利组织，从而把贫困家庭层层组织起来，这有助于帮助他们摆脱那种因长期贫困造成的社会排斥处境和心态。通过培训和各种活动，使贷款户重新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并获得了有效的社会支持。

　　小额贷款的成功经验和今次和平奖的颁发给我们的启示是多元的，如果仅仅局限于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理解和诠释，我们就会失去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