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医院诊室。一名六旬老人在孙子的搀扶下艰难落座，医生开始为他把脉、观舌，不时询问几句，再俯身在老人的腿上捏一捏。随后，医生解释说，老人的病情主要是肾气不足，有腰腿病，需要在肾俞、环跳、委中、承山、解溪、复溜、足三里等穴位扎针治疗。

　　这一幕如果发生在中国的某家医院，并不什么稀奇。然而当你置身于西非国家几内亚，目睹一名地地道道的黑人医生在娴熟地望闻问切时，这一幕却是如此令人惊讶和震撼。

　　“新华社记者非洲行”采访组甫抵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就听说当地有位曾在广东学医多年、精通针灸按摩的医生塞古·卡马拉，他和广东女医生赖翠玲的婚姻也早就通过媒体报道，在中几两国传为佳话，让他和中国，特别是广东这片土地有了一生都难以割断的情缘。

　　第一个学针灸的几内亚人

　　见到卡马拉，是在几内亚最大的公立医院亚斯丁医院，他在这里担任针灸康复科主任。第一次见面，很难把这个戴着宽边眼镜、外表普通的中年非洲人与“精通针灸”这个词联系起来。然而正是他，过去20年来孜孜不倦地传医授业，让针灸这门历史悠久的中华医术在遥远的非洲大地上生根发芽，福泽百姓。

　　“我可能是几内亚第一个赴中国学习针灸的人，”卡马拉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用流利的普通话说。他的办公室因为简朴而显得略为空旷，最显眼的就是中文的针灸穴位图和人体模型，以及悬挂在墙上的那些他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得到的学术论文证书和客座教授聘书。

　　他说：“（1959年）中国和几内亚建交后，我是第一批留学中国的幸运者之一。”

　　1973年，卡马拉告别大西洋之滨的家乡，前往遥远而神秘的中国学习。他先是就读于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随后在广东中山医学院（现中山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本科。1980年学成回国、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卡马拉于1982年再次进入中山医学院，用4年时间专攻针灸专业。

　　“第一次在中国的求学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需要继续深造。针灸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我认为它将来会有很大影响，于是就决定把精力集中在学习针灸上，”卡马拉说。

　　如果没有这份坚定的信念，今天的卡马拉很可能是一名外交官。由于他的汉语水平高，当时几内亚方面希望他能去驻华使馆任职，但卡马拉没有动心。

　　到中国学习前，卡马拉几乎不知针灸为何物，只知道中国有一种用针刺人治病的方法，几内亚人听了都觉得害怕。

　　“但我想，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既然针灸在中国能治疗那么多人，这个方法在几内亚也一定行得通，”卡马拉说。

　　第一位几内亚针灸医生

　　1986年卡马拉学成回国，开始在亚斯丁医院担任针灸康复科的负责人。亚斯丁医院是中国援几医疗队的定点医院，在卡马拉之前，这里只有中国的针灸医生。当时只有31岁的卡马拉成为几内亚第一位本土针灸医生。

　　时隔20年，卡马拉依然记得让同胞接受中国传统医学的艰难。不要说陌生人，连身边的同事和朋友也不能接受用几根针就能治病的做法。

　　“我像蚂蚁搬家一样一点一点说服同事，”卡马拉说，“但是光说不行，要拿出实际效果来。”

　　一次，卡马拉接治了一名下肢瘫痪的女孩，她因从树上掉下而导致腰脊骨折，当地西医用外科手术也没有解决她大小便失禁的问题。但在卡马拉这里治疗了两个月后，女孩的大小便失禁治好了。此外，其他病人因服用抗疟疾药而导致的神经性耳聋、半身不遂、急性肩周炎等病症陆续得到医治，小小银针的神奇功效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地被越来越多的几内亚民众所了解。

　　不过真正让针灸在几内亚声名大噪的，是1995年卡马拉等人摄制的一部电视片。这部时长半小时、名为《奇特的针灸》的电视片记录了卡马拉和同事运用针灸治愈一系列疑难杂症的实例。此片在当地电视台反复播出后，几内亚医务界和民众不仅了解了卡马拉他们的工作，而且对中医的理解更加深入。

　　“针灸便宜、方便、安全，没有毒副作用，已经给不少生活在痛苦中的几内亚病人带来新的希望，在这方面，针灸做出的贡献不可低估，”卡马拉说。

　　卡马拉当天接治的那名六旬老人需要接受10天治疗，总花费约10万几内亚法郎（约折合人民币120元），这仅是当地西医收费的六分之一。

　　亚斯丁医院与卡马拉共事的中国援几医疗队医生刘东辉说，针灸康复科平均每天都有十几个病人上门就诊。

　　第一位几内亚针灸教师

　　卡马拉多年的辛勤耕耘，终于让针灸在几内亚生根发芽。2000年，几内亚最大的科纳克里大学医学院把针灸康复课列入必修课，这在整个西非地区还属首创。在科大针灸康复系担任系主任的卡马拉每年都要教授二、三百名学生。

　　“针灸的经络理论以及专有名词对这些学生来说很难学，我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上，用法语教会他们，用拼音注音让他们记住穴位名称。你看，这次考试中只有5％的人不及格，这说明他们的理解和接受能力还是很不错的，”卡马拉手里拿着一张密密麻麻的成绩单说。

　　今年，卡马拉还收了8名专门研习针灸的学生。在他的指导下，来自邻国马里的小伙子查尔斯·托诺正在撰写一篇毕业论文，研究针灸对治疗艾滋病型面神经麻痹的功效。

　　“如果没有对针灸的兴趣和信任，他们怎么会选择来专门研究？”卡马拉说。托诺希望毕业后能继续在针灸领域深造，“我最希望去中国学习。既然选择了这个专业，我将来肯定要当一名专业的针灸医生，”23岁的托诺说。

　　“让针灸在非洲后继有人，这是我的任务，也是我最大的心愿，”卡马拉说。

　　“广东女婿”不言悔

　　在广东求学、生活12年，将广东太太娶进门，“广东女婿”卡马拉注定这一生和广东结下割不断的情缘。

　　“你叫咩名啊？”（你叫什么名字？）当记者问卡马拉是否会说粤语时，他脱口而出就是一句。不过最避不开的话题，还是他与太太赖翠玲当年颇为轰动的跨国婚姻。“1982年我第二次去广东学习以后，认识了我太太，当时我们同在中山医学院，她到我们那里实习的时候由我带她，”卡马拉说，“我们16年前结婚，如果把恋爱时间加起来将近有20年，可以算是一个爱情的长跑了。”

　　两人爱情的点点滴滴，在赖翠玲于1996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嫁到黑非洲》中有过详尽的介绍，后来还被搬上了国内的电视屏幕。在采访中卡马拉并没有细说，他记忆最深刻的，还是最初遇到的来自两人家庭和各方的阻力。

　　“我们的恋爱并不一帆风顺，可以说当年是很不容易的，从我妻子的家人、学校到社会都遇到不少阻力。不过这些都很自然，他们不了解我这个人，不知道我的风俗习惯，他们要保护他们的女儿、同事和同胞，我是理解的，我不埋怨任何人，”卡马拉说，一脸平静。

　　同样，当时遵从包办婚姻习俗的卡马拉的父母，也无法接受儿子跑到一个遥远国度娶妻结婚。卡马拉说：“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对我父亲说‘你们爱怎么办是你们的自由，选择妻子的权利在我手中。’”

　　如今，惊涛骇浪都已经过去，婚后卡马拉和赖翠玲定居在几内亚，已经有了分别为16岁和9岁的两个儿子，赖翠玲也在科纳克里开设了自己的诊所。遗憾的是由于采访时间有限，记者无法与他们母子会面。卡马拉说：“16年的经历，让我今天可以这样说‘当年所有的那些担忧都没有必要’。”

　　“两人之间如果对感情诚实、不存在任何虚荣的话，我相信（婚姻的）成功就在前头，”卡马拉说，“今天，我们在享受这个成功。”（袁晔陈瑶本文发自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作者系“新华社记者非洲行”采访组成员。）

(责任编辑：黄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