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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不久前公布的数字表明，外汇储备9月底已达9879亿美元。日前由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等单位主办的“全球经济失衡及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与制度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指出，由于中国特殊经济结构和政策环境，高额外汇储备将继续增长。中国应该以组合方式调整这种不平衡状态，而不能单纯依靠汇率升值。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卢锋教授说，有理由相信，10月底中国外汇储备将达到一万亿美元。这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世界经济现实中，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中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直接原因是国际收支双顺差——即经常账户顺差和资本账户顺差。卢锋认为，双顺差和万亿美元储备是硬币的两面，一个现象的不同表现。
双顺差现象深深植根于中国现实经济结构和政策环境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分析说，中国储蓄与投资的巨大缺口、政府出口补贴政策、出口加工工业在产业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等导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他提醒，目前中国一般贸易逆差、出口贸易顺差的格局不利于中国。而金融市场欠发达、资本管制、地方政府追求政绩和税收等原因，又使中国在储蓄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引资，资本项目同样保持顺差。
既然双顺差现象源于经济结构和政策环境，要消除这种不平衡就有赖于经济结构升级和政策环境的优化，而这两者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所以双顺差现象以及外汇储备的增长会比较长期地存在。卢锋认为，如果出口导向加工贸易占主导的经济结构不变，即使调整汇率，外汇储备也不会很快下降，所以未来中国外汇储备达到两万亿美元甚至更多是可能的。
高额外汇储备虽然意味着中国国际支付能力的增强，是综合国力的体现，但外汇储备并非越多越好。近两年来，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导致外汇占款持续增加，流动性充裕，国际收支不平衡已经严重制掣国内宏观经济调控。不仅如此，持有高额外汇储备还必须承担相应成本。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张礼卿指出，持有巨额储备必须承担资金不能投向其他更有效益方面的机会成本，为回笼外汇占款而发行央行票据的冲销成本，潜在的通货膨胀风险以及持有美元资产的贬值风险。
虽然对中国应该持有多少外汇储备并没有形成共识，但外汇储备规模过大、增长过快将损害中国经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如何降低增速、化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美国国内认为中国操纵汇率获取不公平贸易优势的指责此消彼长，近年来要求人民币升值以减少美中贸易逆差的呼声渐高。
事实上，中美贸易失衡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美国自身的贸易政策。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唐旭指出，美国出口中国的主要商品是民用航天器、大豆、小麦、废钢铁等，这与美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是不协调的，他呼吁发达国家在技术输出方面更加开放。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胡永泰认为，由于中国和东亚国家贸易结构相似，人民币汇率升值会减少美中贸易逆差，但不会减少美国总逆差。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认为调整汇率对根本性调整贸易顺差作用有限。张礼卿也警告汇率政策的效果不能过高估计，调整投资储蓄比汇率更有效。中国汇率制度应进一步改革，且应渐进地改革。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主张组合的调整。采取扩大内需、增加进口、实施“走出去”战略及汇率体制改革等多种措施来调整双顺差、外汇储备增长过快问题。如果美元贬值幅度较大，应更加关注有效汇率(即一揽子汇率)，配合其他政策措施逐步减少国际收支顺差和储备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与会嘉宾强调社会保障对改善双顺差和高额外汇储备的意义。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政策法规部处长张晓朴建议，与其人民币升值，不如提高工资来抵消竞争力。唐旭则用“花钱极少，效果极好”来评价在农村推行低保政策。他提出，中国通过建立城市最低工资水平、减免农业税、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强化社会保障制度，才能减少社会的不确定性，提高公众的消费能力，从而解决双顺差、高额外汇储备等不平衡问题。
背景链接樊纲：应降低境外融资比例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樊纲29日表示，降低境外融资比例能够减少外汇流入，缓解外汇储备快速增长造成的经济失衡。
樊纲在北京大学CCER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上说，应尽快采取措施缓解双顺差局面，降低外汇储备的增速。缓解经济外部失衡要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两方面下手。
他认为，企业大量从海外融资加剧了我国经济面临的外部不平衡局面。“目前国内流动性严重过剩，应更多利用国内的储蓄资金，这将有助于缓解流动性过剩问题。”他还指出，“面对经济失衡问题，我们应进一步调整汇率，但汇率不应该是唯一的措施”，同时调动多个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对经济更为有利。
他还提出，外汇储备高速增长问题需要研究，但目前较高的外汇储备并没有面临很大的外汇损失风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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