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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菊隐：军阀的情况，他了如指掌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6-10-31 10:37:05 ·来源：新京报
民国大牌记者陶菊隐之子接受专访，回忆父亲传奇一生
近日，《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由海南出版社再版推出。作者陶菊隐为民国时期大牌记者，与《大公报》的张季鸾在当时的新闻界有“南陶北张”之誉，本报记者采访了陶先生的后人陶端先生，在陶端先生的回忆中，这位传奇报人的一生再次得到了展现。 上世纪50年代的陶菊隐，已经很少有人记得他叱咤风云的记者生涯。
人物
陶菊隐（1898～1989）湖南长沙人。1912年一度担任长沙《女权日报》编辑，1916年一度任《湖南民报》编辑，撰写时事述评；不久辞职接办《湖南新报》，任总编辑。1919年以湖南报界联合会代表资格，参加湖南人民的驱张（敬尧）运动。
1920年受聘上海《新闻报》驻湘特约通讯员，撰写长沙特约通讯。1927年任《武汉民报》代理总编辑兼上海《新闻报》驻汉口记者。
1928年起，担任《新闻报》旅行记者、战地记者，驻汉口特派记者。1941年后退出《新闻报》，除为京、沪大报撰稿外，以主要精力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上海文史馆副馆长。著有《菊隐丛谈》、《孤岛见闻》、《袁世凯演义》、《蒋百里先生传》、《六君子传》、《北京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记者生活三十年》等。
十四岁踏入新闻界
我的父亲叫陶菊隐，最有名的时期并不是在解放以后，他最有名是在解放以前，解放以前新闻界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南陶北张”，南方就是《新闻报》，是上海的第二大报纸，北方就是《大公报》，张季鸾先生。在当私塾教师的祖父的影响下，父亲自幼即流露出异于常人的写作天禀，11岁始向上海报纸投稿，发表过多篇短篇小说，14岁就参加报界任编辑。
本该上学的年纪，就因为在学校写了一篇自由体的游戏作文“饭桶先生”，文章的主人公是他虚构的，却被他的国文先生无端对号入座，认为大逆不道，违背师道尊严。年少的父亲被学校劝退，从此被湖南教学界认为是麻烦学生而到处求学无门。在不得已的情势下，为了谋生，也是天赐良机，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进入湖南的报界，从此开始三十年的记者生涯。
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以后，皖系第七师师长张敬尧进驻长沙期间，湖南百姓苦不堪言。我的祖父，在一个月夜正在为族人守护陶家祠堂，比邻而居的张敬尧手下无恶不作的、由土匪改编而来的“烂五团”突然闯宅抢劫，祖父正想上前阻拦，匪兵不问情由，就是一枪。遭此杀父之灾，痛心疾首之余，我父亲奋起用笔当枪，不断写报纸通讯对军阀的恶行大力鞭挞，以报杀父之仇，由自由投稿起家，父亲以生动准确的新闻报道终获“新闻报”中方董事长汪汉溪、汪伯奇父子的赏识。
到1920年左右，父亲已正式被邀为上海第二大报《新闻报》的驻湘记者。
报界名角：南陶北张
父亲在主持各类战地通讯以及时政通讯时，自有他的长足之处。他特别善于利用各种人脉关系向军政要员索要新闻。其实无论是督军也好，省议员也好，政海沉浮，谁也有需要向外界倾吐的时候，同时新闻也是当权者获取民心的工具。自1921年谭延闿治湘期间起，新闻记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允许列席军政会议，在会议期间记者能在第一时间以第一手资料向外“报料”。但是并不是每篇新闻报道都可自由发布的，必要时记者为当事人要隐匿部分实情，否则在武夫当国的时代，轻者会自断言路，重者会招惹杀身之祸。
1921年的湘鄂之战，我父亲全程亲历采访，为上海《新闻报》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新闻报道。由于《新闻报》的国内新闻屡见佳作，报道生动，导致销路节节攀升，我父亲并自此得以正式进入大记者行列。
多年以后父亲跟我说了一个笑话，有一次他邀朋友吃饭，往饭店里打电话预订位子，人家问他贵姓，他说我姓陶，接电员可能文化程度比较低，他不知道陶字怎么写，他说是不是桃李的桃，说不是的，又问陶字什么偏旁，最后说你是不是陶菊隐的陶。答：是的。这才挂了电话。为此父亲非常得意，他说我的名气连跑堂的都知道了。
用《史话》纪录过去的时代
解放后，父亲成为了一名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在政府机关里过着平淡而安定的日子。读者已渐渐淡忘了他的大名。常有人将他跟一位名叫焦菊隐的戏剧家联系在一起，身份经常搞错。建国初恰逢周恩来号召旧时代的过来人写文史资料，这时他渴望写作的强烈欲求再次被唤醒。
1957年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开始酝酿出版。
上海徐家汇有一座藏书楼，是上海旧版书、旧报保存最完好的地方，我父亲除了自己家里一间十三四平方米的亭子间专门用来写作的书房外，徐家汇藏书楼就成为他第二间书房。
这段历史不胜其数的人和事不是每个同时代的文人能够拿得起的，但我父亲他能！从十几岁的早慧少年，到青春岁月的随军记者，再到上海滩著名的旧闻记者，他的生命里程乃至他的血液全都融合到这部历史中了。
当时觉得极其简朴，灰不溜秋的，毫无装帧可言。几十年后的现在回头再看上去倒觉得那一版封面设计得古朴文雅，与当年《菊隐丛谈》如同一辙。“史话”出版共计8册，写一册出版一册。那时没有今天这样的电脑文档软件，130几万字，没有助手，全靠自己手写笔录。写作的书房兼卧室是一间冬冷夏热的亭子间，写作条件并不理想。更令他不安的是，这样的大部头写作没有通过组织，自己独自署名，搞自留地、出风头图名利，各色冷言冷语不断从背后袭来。然而，写作似乎是他与生俱来的本能，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1957年的下半年，出版社想单方面中止合同，不待全书出齐，便草草结束，稿酬方面则可补齐。为此，父亲自然心有不甘，在万般无奈之际，他想到了求助于毛泽东主席。早年同为湖南人的父亲与毛泽东在“驱张运动”中曾有一段共事经历。张敬尧祸湘时期，长沙市民组织各界联合会，要求开放言路，改选省议会。时任教师的毛泽东是教育界代表，陶菊隐则是新闻界代表。果然给主席去信还是起了作用。毛泽东并未亲自回信，但是，《史话》终于在1959年12月全数出齐。我清楚记得，当时得知全书大功告成，父亲完全是一副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样子。多么不易呀！
《史话》前后再版了两次，第三次出版时，父亲找出旧版本，字斟句酌，一字一字重新在稿纸上誊写一遍。为了负责起见，史料中一些传闻，从谁那里收集的都注上注脚。
也许是知道自己来日无多，父亲对《史话》的第三次出版寄予了太多的期望。他很想再听听人们对书的评价。八十年代，人们有太多的事要关心，一位世纪老人的历史巨著摆在书店里比不上考托福的资料抢手。他感到真正的落寞了。
口述：陶端（陶菊隐之子）
采写：本报记者陈远陶菊隐图片由陶端提供〖 返回顶端 〗 〖 关闭本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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