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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上午，北京宣武区虎坊路3号，湖广会馆。“北京湖广会馆建立两百年重张十周年”庆典在京剧名家张建国、马小曼和迟小秋的声腔中热热闹闹地进行着。馆长霍建庆办公室前的笼子里，两只孔雀和一群鸽子自顾自地散着步，“老宅子，养着它们添些活气儿。”霍建庆淡淡地说。然而这座始建于1807年的老宅子所见证的风云际会，却远非这般平淡。
国民党的成立
75岁的黄宗汉是湖广会馆重修的主持者和见证人，他向记者谈起湖广会馆史上曾被埋没的一桩大事件。
1912年8月，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由沪赴京。他向媒体表达自己的初衷：“予此次北来之意，不外调和南北感情，巩固民国基础。”
这是孙中山1894年首次来京“窥清廷之虚实”后的第二次北京之行。从8月24日到9月17日,他出席各界欢迎会和集会26次，其中有5次是在湖广会馆。8月25日，孙中山两次莅临湖广会馆，分别参加北京同盟会本部对他的欢迎会及国民党成立大会。
那天，19岁的《民国报》记者梁漱溟一大早就赶来采访。上午的欢迎会被报纸描述为：“男女各界皆欢欣鼓舞，争以一瞻伟人颜色为快，故到会者三千人，为从来未有。”
孙中山操着浓重的广东口音发表演讲：“……今专制业已推翻，破坏之局已终，建设之局伊始。然以二者相较，破坏易，建设难。易者既赖全国同胞相助，则难者更当欲全国同胞相助，庶可巩固此中华民国也。”
谢绝了袁世凯派军警沿途护卫的高规格接待后，当日下午，孙中山再次来到湖广会馆，参加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合并成立国民党的仪式。当时的报纸为之欢呼：“政党史亦必为之新面目矣。”
会场上发生了一起风波。国民党党章借鉴尚未解决妇女参政问题的英国的政党章程，没有规定吸收女党员，被触怒的同盟会女将唐群英、沈佩贞和伍崇敏等纷纷把矛头指向力主五党合并的宋教仁。千钧一发之际，短暂离开的孙中山回到会场作《解决民生问题》的报告。
为稳定会场秩序以保证国民党理事会的选举圆满完成，主持人在孙中山每次准备结束演讲时，都揪揪他的衣服暗示他继续讲下去，以便有足够的记票时间。这多少有些滑稽的情形被梁漱溟看在眼里。
最后，孙中山以1130票全票当选为理事，其余8位理事分别是黄兴、宋教仁等。一个多星期后孙中山又被推为理事长，他因为着力铁路建设而委托宋教仁代理理事长。
宋教仁无法预料的是，因为执意推行责任内阁制而遭袁世凯暗杀，自己的追悼会于6个月后也在湖广会馆举行。民国名记者陶菊隐撰文回忆，“袁世凯曾经向杨度透露过他的心事：‘我现在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子上。’”
对于国民党在湖广会馆的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鸣教授认为，它的意义在过去没有被充分评价。较之于此前的带有会道门色彩的政治社团和“二次革命”后成立的要求效忠孙中山个人的中华革命党，国民党成立“确实是个大事件”。然而中国历史很快进入军阀统治，这一事件的意义不是很明显，“国民党的‘一大’到1924年才举行，它自己对这次成立也不是很重视。”张鸣总结道。
从科举到民国
历史总蕴涵着隐秘的联系。孙中山第二次进京，途经烟台、天津时乘坐的轮船正是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创办的上海轮船招商局的“安平”号。而8年前，孙中山求见李鸿章遭拒。渤海湾的海风中，孙中山站在“安平”号甲板上对当年李鸿章的拒不接见是否仍耿耿于怀，后人已不得而知。
李鸿章和湖广会馆并无直接关系，但他师从的曾国藩，却和湖广会馆渊源颇深。
“曾国藩六十诞辰，当时旅京的两湖同乡官绅曾在湖广会馆举行盛宴为其祝寿”，黄宗汉讲述的这则轶事还有待进一步的史料佐证，但它从侧面反映了曾国藩所代表的湖南政治势力在当时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50岁的解说员荣秀霞去年接待了不少湖南籍游客，“他们在湖南省博物馆看到了介绍湖广会馆的资料，就找到这儿来了。”
史料记载，湖广建省始于元代，“湖广”自1376年后专指两湖之地，这就是湖广会馆得名由来。1807年，湖南长沙人、体仁阁大学士刘权之与湖北黄冈人、顺天府尹李钧简“为光耀桑梓，联络南北乡谊，创议公建湖广会馆于北京虎坊桥”。
据黄宗汉介绍，继1830年增设大戏楼后，湖广会馆第二次大修是1849年，由官至礼部侍郎的曾国藩倡议重修。
荣秀霞日复一日地向游客讲述着一则1849年重修湖广会馆的花絮。当时，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因为仕途的烦心之事去湖广会馆看戏散心，不料戏的内容是反清的，他赶紧离开。没想到下楼时，戏楼上一个妇人抱着孩子撒尿，他淋个正着。烦上加烦的曾国荃一怒之下命人拆掉了湖广会馆的部分建筑。曾国藩为了弥补，遂大力重修。
如果不是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湖广会馆仍会像它建立之初那样主要用来招待湖南、湖北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们。中试的举子等待朝廷分配官职，以及落榜举子滞留京师等待三年后的会试，都需要住所。由于举人们在故乡多小有声望且有望“跃龙门”，因此家乡在京任职和经商的人士就在名流召集下集资修建招待试子的会馆。
湖广会馆因为“旗汉分治”政策只能建在外城。当年的两湖举人经涿州，北过卢沟桥，进广安门，风尘仆仆入住这里。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日根注意到，湖广会馆“匾额众多”，有叶名琛、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大学士匾，有曾国荃、胡林翼等人的封爵匾，还有刘子庄、黄自元等31人的状元、榜眼、探花、传胪匾，“匾额是湖广籍官员引以为自豪的东西”。
这里的戏楼曾经名角荟萃。民国初年，谭鑫培、余叔岩、梅兰芳、程砚秋等都在这里演出，著名花旦田桂凤与谭鑫培多次在这里合唱《乌龙院》、《拾玉镯》等大轴。
湖广会馆收藏着一幅珍贵照片。1926年,梅兰芳设家宴招待来访的瑞典王储古斯塔夫六世，他正是今年7月28日访问湖广会馆的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的祖父。在这张80年前的老照片上，霍建庆发现了自己活跃于梨园的祖上霍文元。
“我吆喝的是孙中山的国民党，不是蒋介石的国民党！”
随着科举制度在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推动下废除，湖广会馆逐渐转型和衰落，后租赁给京华印书局，1950年代被北京市房管部门接收，后被工厂和民居陆续占据。1987年，时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的张开济撰文呼吁重修湖广会馆、建立北京戏曲博物馆。
自此，为湖广会馆重修奔走呼吁成了时任宣武区政协副主席的黄宗汉的重要工作。“我当年一进城就在宣武区。宣南这里，是北京建城建都肇始之地，也是北京历史文化的精华所在。”老爷子感叹道。
湖广会馆为国民党成立之地这一史实，长期不为人所知。1991年，宣武区文化局干部马铁汉意外发现《黄兴年谱》中的一段记载：“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国民党假湖广会馆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莅会致词。”
他问黄宗汉：“这上面说的湖广会馆，是不是您张罗修的这个会馆啊？”在确认属实后，黄宗汉“拿国民党成立这个事儿吆喝开来了”，因为“戏楼没有孙中山影响这么大”。
当时有人不理解：“你怎么老吆喝国民党啊？”老爷子理直气壮：“我吆喝的是孙中山的国民党，不是蒋介石的国民党！”
“由于这个，我们和国民党的高层开始接触了。”黄宗汉说，“围绕孙中山的研究，可以沟通两岸，这是两岸惟一有共识的政治人物。一说起孙中山，真的感觉两岸是一家人。”
马英九之父、曾任国民党中常委的马鹤凌来大陆访问时，专程拜访湖广会馆。台北的国父纪念馆，现在保存着湖广会馆的一套缩微模型。台湾著名导演胡金铨则捎来时任国民党秘书长宋楚瑜的问候：“听说黄先生在修湖广会馆，有什么困难吗？”
1995年，黄宗汉受邀参加在台湾举行的“孙中山与现代中国”研讨会，“这回国民党陆委会就不阻拦我这个区政协副主席了，我成了‘孙学’学者。”
让黄宗汉略感遗憾的是，这些年来没能找到一张当年国民党成立时的照片。
老宅新会馆
今天，传统与现代交织在湖广会馆。除了称呼霍建庆“霍总”外，其他馆员无论年龄大小，男的一律称“哥”，女的一律叫“姐”。戏楼里的琴师还有旗人的后代，依旧每日提笼架鸟。
馆里的设计人员王学伟住在附近的琉璃厂，每天步行上下班，下班了还总愿意在会馆里多待会儿，200年的老宅子自有一番沉静吸引着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偶尔，王学伟也会告诉朋友们，馆里举行了王力宏或者陶的新专辑发布会。
重张10年来，湖广会馆大戏楼演出了五千多场。在这里演出的北京风雷京剧团，只有大年夜“封箱”一晚上。每周一次的“庚扬集”百年老票房活动，从1996年重张后持续至今。
旅行社每晚带来好奇中国文化的外宾，常年上演的武戏《三岔口》和《闹天宫》等很是热闹。戏楼的贵宾票580元，最便宜的150元。戏曲博物馆主任李思告诉记者：“有时一场安排不过来，还得加演。可当初重张时，最少的只卖出去了两张票。”
“湖广会馆私房菜”同样生意火爆。馆长霍建庆措辞保守地形容了会馆的经营状况：“收支平衡，略有节余。”但有人打趣湖广会馆：“真是躺着收钱啊！”
霍建庆的前任、现任宣武区文化委员会主任和宣武区旅游局局长的许立仁坦言：“重修会馆最大的难题，在于腾退那些占用会馆的民居。”他介绍说，鲁迅当年住过7年半并在此创作出《狂人日记》的绍兴会馆，住了70多户居民；正在重修的中山会馆，需要搬迁的居民有90多户，“没有个几千万元是拿不下来的。”
会馆重修后，真正要对外开放，还面临一系列难题。面积两倍于湖广会馆的安徽会馆，虽然大戏楼早已修好，但迄今仍未能对外开放，因为汽车进不了会馆所在的小胡同。“这涉及拆迁和周边环境整治等一系列问题。”许立仁摊手道，“城市的肌理，你又不能伤害它。”
照片：北京湖广会馆戏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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