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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身健 博士
韩国庆北大学中国留学生小何，回国准备司法考试，在政法大学学生宿舍住了三个多月，开学一个多月后才回来上课。我担心导师怪罪他迟迟不归，小何说导师参加过折磨人的韩国司法考试，深知司考关系重大，因此恩准他回国专心备考。我国司法考试的难度，套用本山大叔的话就是：“谁考谁知道。”我参加过司法考试前身的律师资格考试，回想当年，那叫一个苦啊，为通过考试，只能点灯熬油，挥汗如雨地苦读。我也参与过司法部司法考试中心组织的统一命题，被封闭在一家武警招待所里苦思冥想。考试后，胆战心惊地在网上浏览司法考试试题异议区，看看考生对我出的题目有何评价，生怕犯低级错误让同行笑话。好在没出纰漏，对于个别钻牛角尖者，只能在心里苦笑着说：“您老人家想得太多了。”但同时也对考生顿生同情，担心他们通不过而虚掷青春。
众所周知，司法考试是中国、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及地区最难的考试，我到韩国教书算是领教了司考的魔力，心中充满了对法科生的同情。韩国男青年需要服26个月的兵役，法科生一般退伍后再专心准备考试。考生们专心备考，没有收入，要想通过及格率极低的考试，压力可想而知。专门研究司法考试的金昌禄教授告诉我：在韩国，欲成为法官、检察官及律师者必须首先通过司法考试。韩国司考分为三个阶段：涵盖4个实体法领域的多项选择考试以及英语考试；涵盖7个实体法及程序法的笔试；评估考生能力的面试。考生必须依次通过上述考试。韩国司考有两个显著特征：首先，通过人数有严格限制；其次，考生的应试资格及考试次数不加限制。司考的这两个显著特征引发了相互牵涉的许多问题。
首先，法律职业的规模非常小。由于严格限制通过人数。1978年之前，每年通过人数不到100人，1981年到1994年，每年通过人数300人上下。尽管1995年开始有所增加，但是每年通过人数约有千人左右。其次，法律职业的质量不高。因为通过人数有严格限制，考生的应试资格不加限制，因此，韩国司考注重考察考生的记忆力，而不是关注考生的法律问题解决能力。结果，法律职业人员能否成为满足各种复杂、多样及国际化法律需要的法律人，这一点令人怀疑。再次，在法学院的法学教育围着司法考试的指挥棒转的同时，司法考试学校勃兴。一方面，讲授法学思维的课程不受学生欢迎，因为通过司考的捷径在于提高记忆力。另一方面，法学院的法学教育向讲授司法考试技巧倾斜，因为法学院的排名是由每年司考的通过人数决定的。然而，就讲授司考技巧而言，司法考试学校要比法学院更有竞争力。尽管花费不菲，但是考生对司法考试学校还是趋之若鹜。最后，造成了大量的人才资源浪费。由于通过人数所限，通过司法考试的难度极大。许多考生年复一年地参加考试，但屡试不中。从1963年至2004年，每年只有2．54％的人通过考试，从1983年到2004年，通过者的平均年龄为28．89岁。更为糟糕的是没有通过考试者经过旷日持久的考试准备时间，最终也丧失了进入其他职业领域的机会。
其实不是所有的司法考试都像韩国这样难，相形之下，在美国参加各州的律师资格考试，考生一般都能过关。所以，如果哪位海归手里有美国律师执业资格，其实也没什么牛皮可吹的。有些台湾法科生看到美国的资格易考，而台湾的司考太难，便曲线救国，转到美国读法学学位，花费一年半时间、支出至少150万台币，最后参加学校所在州的考试，获得律师资格。对此，台湾学者批评说：“如果一个法科生可以在一年半时间，用外文在外国获得律师资格，为什么台湾却让一个法科生穷尽几年的生命与精力，还不一定能取得律师资格？”
其实，韩国、日本及台湾司法考试存在的诸多问题，在我国大陆地区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同样值得法律界深思：司法考试，一定要难倒人吗？新中国早期的一些大律师们，当年哪里参加过什么考试，进入律师业实属偶然，不是照样干得有声有色？要按现在的司法考试来考，还不得难死他们？
当下有人主张我国的司法考试也应采用韩国式的分几次进行的办法，并且主张加大难度，大有难不倒人誓不休之势。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效仿日本、韩国及台湾的低录取率的做法，实际上这是死路一条。应当另辟蹊径，使司法考试成为一种美国那样的高录取率的资格考试，防止出现虚掷学生青春、浪费国家教育资源的现象。当然，与之配套的是改革法学教育，实行培养实践能力的学士后法学教育制度。提高录取率可以增强法律市场的竞争，打破现有法律阶层的特权，防止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现在国内法科生就业越来越困难，我担心法科生纷纷走上艰难的司考之路，虚掷金钱、青春。现在已有这种苗头了。希望有关部门早想办法，避免出现一批批的法科孔乙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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