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上舟对当官我还没入门
从一般人的角度看，我10多年来，职务没有得到升迁，蛮坎坷的，但本人并不觉得有什么后悔和遗憾。我对当官没动过心思，精力主要放在干事上。当官呢，事情就不一定去做了，因为干事可能会得罪人
■本刊记者 陈磊 发自北京
这是一个始终处在时代风口浪尖的人。
“文革”结束，第一批出国留学考试，他参加了，成为国门重启、留学海外的先行者；中国筹建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他参与了调研、规划；海南建设“特区中的特区”洋浦，他出任首任行政长官；上海发展芯片工业，他殚精竭虑，中国搞大飞机，他四处调研、奔走呼告……
这也是一个埋头干事、不懂官场的人。
1989年，他被列为副市长的候选人，选举的关键时刻他却替别人到外地开会；1993年，他被列为省委常委候选人，党代会的前夕，他埋头于自己的工作，不肯花时间和领导沟通；主抓工业，知道领导不同意，为了中国工业计，他硬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10多年来，他的仕途原地踏步。
当然，他不是一个愣头青。
2006年10月22日9点，59岁的他准时出现在北京民族饭店的一楼大厅，黑色的风衣，深灰色的西服，亲切的微笑，握手、寒暄，举手投足间稳重、儒雅之气顿出。
这就是江上舟，一个归国19年、现年59岁的老“海归”。
书生
如果为江上舟59岁的人生划条线，40岁以前的他只能算是一个书生。
1965年，他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仅在校学习了9个月”，“文革”就开始了。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再不就是枯燥的政治理论学习，是他们那时候大学生活的重要记忆。
1970年，他被分配到云南省通讯局微波器材厂工作，工作中他渐渐感觉到了专业知识的重要。一次，清华大学的老师到云南去，他和同班同学、妻子（编者注：吴启迪，教育部副部长，原同济大学校长）共同表达了想学习的愿望，回到清华后，老师给他们邮寄过去很多专业书，这让他们很开心，也很感激。
其间，大学生曾有一次“回炉”的计划，他们也报名了，后来因为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影响，回炉计划夭折了，他们不死心。
1978年，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江上舟夫妇双双考回母校。
为什么去留学，去留学前又有什么样的雄心抱负，当时的江上舟是没有考虑这么多的。因为，他能出国也是因缘际会——研究生复试的时候，老师告诉他：你们考上研究生的人可以去参加公派出国留学的考试。他去参加，通过了，也就出国了，一切都顺理成章。
那时，他的大部分同学也都想考研究生、出国，动机则有些“不纯”。因为，通过考研究生再分配，可以改变已经被初步定下的命运。江上舟夫妇都已经回到了北京，不存在这个问题，他只想多学些知识，毕竟，他们在大学正常学习了不到一年时间啊。
到爱因斯坦的母校——瑞士苏黎世高等理工学院留学，让32岁、抛妻别子的江上舟眼界大开，到了知识的天堂，他感到好奇而又陌生：
系里面有几百名学生，但专职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加上秘书，才两个人，系主任是教授兼的，开学注册、学期结束都会有学生来帮忙，一切都井井有条、效率高极了。
学校也是这样。苏黎世高等工学院留学生几百人，一个专职人员负责，签证、住宿，烦琐事情全包了。
瑞士的自由、民主以及国民的高素质也让他感叹——考驾照的时候，所有的资料都是自己填写，负责的官员只核实一下，很快便办下来了，自己不去领，这些官员还会去一遍遍地催促。这在国内几乎都是不可想象的。
那时，江上舟只是一名留学生。
“那时候，从政经验太少”
1987年，留学八年后，40岁的江上舟获得了博士学位，没在瑞士做任何停留，他便匆忙回到了祖国。“这是第一批出国留学人的特色，都想着回国。”
到了国内，他才发现，他的移动通信专业搞的单位太少了，英雄一时难有用武之地。“谁能想到移动通信能发展得这么迅速呢？！”
在上海徘徊了两个月，精通德语和英语的他只好听从朋友的劝告，抛弃了自己多年的专业，去了国家经委的外资企业管理局，走入仕途。
9月，和一个中国社科院的朋友去东北出差，路上听到海南要建省，于是向朋友建议：海南建省这样一个大事，你们社科院应该出力啊！
巧的是，筹建中的海南也想到了中国社科院，请他们派专家搞经济规划。朋友知道江上舟曾提过建议，将他也拉了过去。一次偶然的谈话，让江上舟成为十万人才下海南中的一员。
1988年，在海南考察、调研并参与了规划过后三个月，国家经委撤并，没了单位的江上舟只好留在了海南，筹建刚从县级市升格的三亚市。
彼时的三亚，有着江上舟想不到的落后——电话号码竟然只有三位！留洋八年的他看不懂：难道大伙装的都是分机？——当时整个三亚安装的电话也不超过1000部。
艰苦，江上舟是不怕的。小时候，身为福建省委书记的父亲江一真被政治斗争批判过，人情的冷暖他已经见识，又在最基层的工厂干过8年，吃苦算得了什么呢？
但官场不是工厂，他有些不适应——1989年三亚选举副市长时，他落选了！
现在看来，原因很简单：选举时，别人都争着拉票，他却跑到外地代别人开都不愿意去的民兵会。更要命的是，多年的读书生涯使得他当时并未意识到与下面各乡镇领导熟识的重要性。
“现在想来，即便是在发达国家，争取选民支持也是很重要的，可那时候，从政经验太少。”江上舟现在心态已经很平和了。
1991年，再次选举时，他高票当选了三亚市副市长。
之后，他大展拳脚：在全国第一个建立了土地交易中心，明确了“要土地不要找市长，要找市场”，实行土地公开拍卖。
这一招不仅搞活了土地市场，也为三亚拿到了基础设施建设需用的资金；分管环保的他大力发展三亚的旅游产业，修了十条路建了三座桥……1993年，亚龙湾已经被列为11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之一。
他的认真，他主张的政企分开，无疑会让一些人反感，因为，这断了他们的财路。而他又是为谁呢？妻子吴启迪在上海同济大学教书，他孤身一人在中国的最南端工作，繁忙的工作中他也会想到家。
洋浦四年
1993年，和妻子分居多年的他和领导谈话，想调回上海，不料，新去的省委书记认为他是个人才，不仅调不成，还把他官升一级，派为新成立的洋浦开发区管理局局长兼书记。
那一年，他46岁，年富力强。
“不谈话，或许也就不会考虑到我了。”江上舟说，人的命运有时候就是被偶然的细节所决定。
当时的洋浦石头多、荒地多、仙人掌多，树少、水少、人少，而且，刚刚经历了“国耻风波”（1989年1月，五名全国政协委员到洋浦考察，认为洋浦开发租地70年给外商“丧权辱国”。）、邓小平批示（1989年4月28日，邓小平平息了这场争论，他在海南的报告上作出了改变洋浦命运的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者说清楚，手续要迅速周全。”），正是国人瞩目的焦点、改革的最前线。
在这种情景下，江上舟出任了这个号称“特区中的特区”的行政首脑，领着手下66个兵，一切从头开始。
当时，经海南省人大授权，洋浦行使地市级政府权力，设立的审判机关，被授予除死刑外的终审权。
不仅如此，洋浦还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集经济特区、开发区、保税区和城区于一体的地方，区内实行隔离式管理，可以享受关税豁免。
江上舟的执政思路是“积极的不干预”政策，尽量压缩政府职能规模，给市场配置资源留下足够大的空间。后来，有人把他搞的这套行政制度改革称为“洋浦改革”。
他活学活用在瑞士所见的“主办制”和“AB制”：比如人事局负责的工作有组织人事、党建、计生等好几项。没有下属，直接向局长负责；“AB制”是，科室中的两个业务相近的主办岗位，被指定为AB搭配，每人在一项业务中为主、另一项业务中为辅，相互配合，同时互相监督。
不止于此，江上舟还开始“公务员招考”，从全国范围内选拔英才，麾下一度聚集了8位博士几十名硕士，其他的如公共财政、无纸化办公等，都开了风气之先。
江上舟和他的同事们在洋浦构建起的这套行政体制，让中央有关部门和专家赞不绝口。
1995年，时任中编办常务副主任的顾家麒到海南考察时，准备听半个小时的汇报，后来听入了迷，“从2点半谈到了6点半”。
可这先进的理念落到传统体制的汪洋大海里，带来的只有碰撞——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拆迁安置，引发了当地人的一些不满；“特区中的特区”的招商引资，对海南其他地级市也是个冲击。
而且，江上舟说那时他的眼睛只向下——定为海南省委常委候选人的时候，他都没有时间去和同级别的市领导去沟通，他的精力都放在了百业待兴的洋浦——毫无疑问，他落选了。
1997年，在为洋浦引来投资100多亿元、亚洲最大的化肥厂项目后，他有些黯然地离开海南。
没想到，1998年，已经签订协议的这个化肥厂项目又花落了别家，心系海南的他尽管已不在海南工作，还是立即给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写信，直谈了个人看法，认为洋浦天然地适宜做工业基地。“这可能得罪了一些人。”
干事的人
从海南调回上海的时候，江上舟的职务是上海市经委的常务副主任，平行调动，可是，海南的一些人依然不放过他，“8分钱的邮票一贴，告状信也就到了”。
这没有影响他工作的积极性。1998年，他富有前瞻性地提出上海要大力发展IC（芯片）产业，在当时，这被称为“异想天开”，一些主管部门的领导不同意，但他坚持自己的观点。
那一年的7月到10月，他与号称“华之芯”的海外专家马启元，几乎隔一天通一次电话。商量着如何突破中国IC产业的困境。
媒体报道说，本来马启元是不抽烟的，在这段焦虑的日子里，马启元在江上舟的影响下，也变成了一个“烟鬼”……
回到上海不久，他知道了“原来中国20年前就有能力造大飞机”，又开始为中国造大飞机而奔走，2002年被查出肺癌，上手术台都没能挡住他继续工作。
一篇文章这样写：“当时他想约一些专家去上海，而北京市因为‘非典’不让市民出门。他却飞来了。他来时飞机在跑道上晒了3、4个小时，晚上到达时人很虚弱了，接着在宾馆里谈了半夜。次日中午他急急赶回，飞机又是晚点……”
不知跑了多少趟北京，找了多少人，写了多少报告。2003年11月成立了由国务院批准的国家重大专项论证组，他任组长。“大飞机专项”是第一个、也是论证最为艰苦的一个“重大专项”。
他说，“能投身于中国快速工业化的进程中，已经感到很幸运了”，可是，另一方面，13年来，他的职务一直没得升迁。
对当官我没兴趣
人物周刊：从1987年回国，将近20年的从政经历，有没有后悔和遗憾？
江上舟：说“从政”不客观，我这么多年来其实是在从事一种管理工作，行政管理。从一般人的角度看，我10多年来，职务没有得到升迁，蛮坎坷的，但本人并不觉得有什么后悔和遗憾。
因为，我从来没有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好像当兵就一定要当将军一样，对当官也没动过心思，我的精力主要放在干事上。当官呢，事情就不一定去做了，因为干事可能会得罪人。
1993年，海南省开党代会，把我列为省委常委候选人，我如果抛下手头的工作，去各个地方转一圈，熟悉熟悉人，也可能会当选，但我没去，把时间都放在了洋浦。所以，从当官的角度来说，我还没入门，不过，这并不是自己不知道如何去做，而是不愿意、不想去做。
现在回过头去看，我对中国尤其是上海工业的许多看法还是有依据的，在政府主导下，上海工业发展得比较好。
人物周刊：政府主导工业发展有没有问题？
江上舟：有啊，腐败比较多，这也是代价。国外一般对工业发展采取积极的不干预政策，而我们是积极的干预。（笑）
人物周刊：20多年前您负笈海外，当年的抱负和今天的现实之间，有差距吗？
江上舟：当时没想那么多，真的，回国后很偶然地走上了行政管理的岗位。我这人是乐天派，没想那么多。（笑）
人物周刊：但您的家庭出身不同啊，您的父亲是老红军，曾担任过福建省委书记、卫生部长。
江上舟：这也没什么。我父亲的最大愿望就是当一个医生，所以他后来就去学医了。
就这一点而言，我可能与别人不太一样。能赶上中国工业化的大潮，在洋浦干一段，又在上海干一段，为国家的重大科研项目出点力，现在又到了中国残疾人基金会做事，从这个角度看，还是蛮有意义的。
人物周刊：中国的教育和您领教过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教育，存在哪些差距？
江上舟：从宏观来讲，近年来的中国教育有两大突破，一是义务教育，一是高等教育。
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对贫困地区的孩子来说是个实实在在的事，把学杂费给减免了；高等教育扩招使得大部分的人都能上大学，精英教育变成了大众教育。
但问题也很多，在哪呢？很多人把教育当作投资来看，特别是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还可以说盈利，但学历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没有哪一个发达国家有投资大学这一说法，投资就是需要回报的。
现在教育市场化有些过度了，医疗也是这样。
人物周刊：在您的专业领域之外，您觉得现在的中国有哪些地方还亟需改进？
江上舟：民主与法制要加强，要依法行政。社会性问题这两年提得比较多了，是该提民主与法制的时候了。
一个团体，当他的民主优势明显的时候，道德压力就会减轻；当道德优势不明显的时候，民主的压力就会增大。 (责任编辑：王玲玲) | 
精彩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