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黄俊钦、黄光裕受公安部调查的报道，让家电界甚至民营企业鸡犬不宁。

　　报道称，根据初步官方调查结果显示，民营的“新恒基系”和“鹏润系”在创业阶段，涉嫌以违法或严重违规方式，获得北京中行的信贷支持。这些资金既构成了上世纪90年代黄俊钦兄弟创业期的“第一桶金”，也在2000年之后继续支撑其扩张。报道称，这些贷款是如今北京中行案的核心案由，目前资金的最终去向尚未查清。

　　随后，黄氏兄弟均通过媒体表态，到目前为止尚未受到公安部门的调查。

　　这里暂不去论事情的真相，这还有待时间检验。

　　眼下的黄氏兄弟事件，和之前严介和陷入银行讨债风波，瞬间之所以引爆舆论，除了外界对富豪发家史的浓厚兴趣外，还有一种解读：社会向羽翼渐丰满的民营企业发出“原罪”追讨的信号。

　　问题接踵而至，在社会体制大变迁的时代中，企业家利用制度灰色地带的牟利行为，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是主张清算、从严惩治？还是放任自流？抑或是再给他们一次赎罪的机会？

　　这是一个难题，至今没有答案。

　　“自从去年我上了胡润百富排行榜，并且位居第二，我本人和太平洋建设就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树欲静而风不止。我很清楚，我本人和太平洋建设在法律和资金上的风险都没有，但是，道德的风险太大了。”漩涡中的严介和说出的或许是类似民营企业家的心声，“大名鼎鼎和臭名昭著只有一步之遥”。

　　相比较国有企业天生的资源优势，相比较外资企业的后天惠顾，在大树的阴影下挣扎着奔向阳光的民营企业，有着更多的发展艰辛。或许仅此一点，不管成功与否，不管是否涉及发家的原罪，民营企业家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

　　而与追讨“原罪”同等重要，甚至更为必要的是，当我们渴望公平的同时，首先应该完善社会的监管制度，“法无禁止即是许可”。

　　还有一点也不可忽视，就是在保证合法集团（包括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同时，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救济。他们是国家政治构架中缺少利益代表的团体，更需要体制来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