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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裕改制争议在权益的锱铢必较中试图明确：政府和职工在国有企业中各自享有何种权益

　　本刊记者／唐建光

　　通裕改制争议在外界的关注中被放大了。去年，清华大学教授汪晖等人亲赴扬州调查，并于今年发表名为《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的调查报告，继而北京法律界和经济学界的介入，使得这一在中国国企改制潮中的寻常事件，似有了标本意义。

　　而18日庭辩的几处焦点，因此有了“微言大义”的色彩。原告方告诉记者，他们将继续上诉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继续这场辩论。

　　改制是政府处分自身资产？

　　原告指控，改制违反规定程序，比如在未按时召开职代会或职工会议审议相关方案的情况下，政府批复国有股权转让方案属于违法。

　　政府的辩护人则认为，政府作为出资人批复股权转让，不是具体行政行为，而是处分自身资产的民事法律行为，因此不能作为行政诉讼的对象。

　　而原告代理人，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陈炜则认为，国有资产属于全民所有，政府只是受托管理和监督，政府处分国有资产的行为，显然不能等同于一般人处理自己财产的行为。

　　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国有资产到底是什么性质？政府与国有资产是什么关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贺海仁博士说，政府在国有资产中身份不明，给改制等涉及国有资产处置的行为带来了问题，政府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出资人，也有行政监管职能。这就导致外部监督(上级监督除外)阙如，只能是政府自我处分自我审批自我监督。

　　职工能否主张权利

　　扬州市政府一方在自辩中，集中质疑了职工主张权利的资格。他们提出，职工与通裕集团之间只是劳动合同关系，而改制并不改变这一法律地位，后者仍然属于通裕集团职工，因此不是政府批复行为的相对人，不具有行政诉讼资格。

　　“不改变职工身份”的说法引起了旁听席上的骚动，殷子宏激动地说，我们以前是国有企业职工，现在叫社会从业人员，难道说没有改变身份吗？

　　庭审后，纺织经营公司的一位人士对记者说，职工们“闹”，部分原因是因为失落感。

　　但是，“失落感”并不能涵盖由国企职工到私企雇员的变迁。贺海仁说，虽然从来没有法律明确国企与职工间到底是何种关系，但其间显然不是一种普通的劳动关系。

　　贺举例说，比如改制中国家规定的职工“身份置换金”，改制方案尤其职工安置方案需经职工审议或通过，转让股权时给予职工价格优惠或优先购买权等，“如果私企转让，需要经职工批准吗？”他推论说，通过这些政策，国家实际上承认国企职工某种特殊权益。

　　他说，国企改制对职工利益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职工是利害关系人，他们依据《行政诉讼法》关于“利害关系人”的规定主张权利是符合逻辑的。

　　但迄今为止，这种“特殊权益”并没有得到任何法律或政策的界定，其政治内涵(比如学者曾提出的政治契约说)、经济内涵及法律地位，都有待厘清。

　　由政策改制到依法改制

　　不仅是职工、政府在国企中的权益和地位未有法律明确，贺海仁说，整个国企改制迄今基本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

　　陈炜在代理此案中即发现，国企改制所能依据的专门法规依据，只有国务院颁行的《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更多的依据是国务院及各部委下发的通知、意见等，仅属于政策性文件或部门规章，而且其中含混甚而矛盾之处也不少。

　　这种状况，使得在国有资产和国企转让过程中的各方权益难以从法律上确认，一方面使得国企改制中国家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更使得各方尤其是职工在确认和维护自己权益时于法无据。在多数情况下，只能通过上访等方式，与政府讨价还价。

　　贺海仁说，国企改制当前面临的两大挑战，一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二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前者已通过刑法修改等得到了强化，而后者仍然缺乏法律支持。

　　因此，贺海仁认为，国企改革必须从政策改制进入到依法改制阶段。

(责任编辑：黄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