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中国盛行的榜单浪潮，正在从财富人物榜、企业榜、销售榜、网站榜、技术榜、扩散到大学、媒体、新闻、图书、影视、票房、住宅和慈善家等各个领域，其中仅商界人物榜就有60多种，而各种乐坛榜则多达2000多个，名目繁多，数量庞大，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程度。去年底香港城市大学在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地大搞“孝心排行榜”，成为文化榜类中的最标新立异的一项。这是“榜文化”在中国获得初级繁荣的标志。

　　查验一下中国历史就不难发现，传统的“榜单文化”仅仅拥有一个品种，那就是科举体系下的“金榜题名”。由皇帝钦定的名单在考试现场张贴，成为古典官僚体系的盛典，它不仅要宣布新官僚群体的诞生，也是皇帝炫示其最高权力的非常时刻。这种单一性不仅维系了科举榜的最高威权，也显示出农业社会对“榜单文化”的冷淡。

　　毛时代流行的“光荣榜”，以红色大字报的形式，选拔和褒奖“先进生产者”、“积极分子”等各种政治正确人物，成为与“大批判”呼应的一种政治表彰手段。这是“榜单文化”从“帝皇榜”到“群众榜”的重大转型。金榜的地位急剧下降，与“群众运动”结合，成为百姓参与政治狂欢的光辉道路。

　　中国本土的“榜单文化”随着文革终结而成为记忆。近年来在中国涌现的“榜单文化”，显然不是来自本土的历史传承，而是源于西方中产阶级社会的伟大遗产。

　　榜单文化用以满足西方中产阶级社会对财富、权力和荣誉的渴望。这可以“权力榜”的命名看出，它通常与“强”、“富豪”、“权力”、“最具影响力”、“最伟大”和“领袖”、“偶像”、“英雄”等语词密切相关。在民主社会，这些亚选举活动不仅公开标定了公共人物的社会等级，也激励了中产者的社会爬升运动。在澳大利亚，所有中学生都按学期考试成绩进行排名，从而令这种排行榜成为日常生活的主题。

　　资讯资本主义时代提供了大量网络资讯和电脑运算技术，令榜文化的运作成本日益下降，榜单因互联网而大量增殖，在数量和规模上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不可避免地要成为这种舶来品繁殖的“新大陆”。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权力、财富和名誉发生了重大变化，周期性的财富榜单，大致可以表述这种资产和权力的戏剧性重组。但基于人们所说的“资本的原罪”，一种“金榜恐惧综合症”却在四处蔓延。中国富豪对这种榜选大多疑惧交加。胡润主持的前福布斯富豪榜，一度有着“杀富榜”的恶名，就是因为凡是位于该榜前列的富豪，往往事后东窗事发，成为政治牢狱里的经济囚徒。只有在本土国情的语境里，财富榜才会引发上榜人的恐惧，因为它揭露了富豪们急欲掩饰的事物。

　　2004年度胡润人物榜发布后，一些文化名人纷纷指责其“不真实”，“与事实不符”，有人认为这是在掩饰其纳税额和财富额之间的严重失调。如果这种说法属实，那么排行榜的这种奇异功能，正是它的不同寻常之处。它一方面炫示着富人的财力，一方面却把后者变成公众及职能部门的监督对象。如果它正确无误，那么这不应当成为险恶的“名誉十字架”，而是应当成为公共社会日益成熟的标志。

　　然而，公信力的危机，仍然是中国各类榜单所无法疗救的恶弊。这种危机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评选的数据大都相当可疑。仅以大学榜的“科学研究”指标为例，学术论文发表的载体，必须是所谓的“核心期刊”，而大多数“核心期刊”的发表权，却都是可以用货币购买的。这样的“指标”，最终只能制造教育繁荣的幻象，而基于这类数据的榜单，也只能是一些自欺欺人的骗局。

　　目前的财富榜，无法从银行、税务局和工商部门获得准确数据。它们所依据的大部分数据，都来自上市公司公布的年度报表，甚至来自富豪本人积极提供的表单，其间充满了各种可以想象的猫腻。由此炮制的排行榜，最终只能沦为资讯笑柄。更为严重的是，一些排行榜的排位，被主办者私下标价出售。但在诚信大崩溃的时代，这种排位交易又算得了什么！它和谐地融入了厚黑而辽阔的社会风景之中。

　　这就是所有中国榜单所面临的原罪式困境。导致这种恶弊的原因，除了社会诚信的整体性缺失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榜单制作的轻易性。一个互联网榜单可以在搜索引擎和网上投票程序的支持下迅速建立起来，这种“零成本”操作，从技术层面削弱了榜单的威权性，把它变成了一种资讯时代的排序游戏。而事实上，许多由媒体制造出的榜单，往往是编辑们拍脑袋的产物，它们甚至没有经历过哪怕是小范围的严谨投票。造榜是一种诚信含量很高的权力运作，而造榜者的滥用权力，加剧了中国榜单泛滥、劣质化和零诚信的危机。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