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7时，盐谷保芳在成都市图书馆与市民“面对面”，约260名各年龄层次的市民前往。一位抗战老战士的出现让盐谷十分激动，两位老人两次含泪相拥。盐谷向在场市民赠送为自己祝福的生日蛋糕，虽然有些市民“吃不下”，但更多的市民在盐谷保芳进场谢罪时报以掌声，并希望盐谷继续到日本民间去揭露真实历史。

　　“老战友”：意外相见相拥而泣

　　昨晚7时，盐谷保芳走进市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前排就坐的一位白发老人迅速起身相迎。当翻译告诉盐谷保芳这位87岁高龄的林守信老人曾是山西青年抗战决死队一总队的老战士时，盐谷保芳眼含热泪，握住了老人的手。林守信是来成都旅游的，看到成都媒体的报道后“一定要来看看”。他认为日本侵略中国犯下的罪恶是不可饶恕的，但盐谷能承受巨大压力来中国谢罪让他钦佩。他一遍遍地说：“好好好，欢迎你来！你做了许多好事。”一直渴望与老兵面对面的盐谷此时也十分激动，他与林守信紧紧拥抱在一起。两位老人的眼泪滚落下来，盐谷哽咽着说：“谢谢！我们是‘老战友’！这是我第22次谢罪最大的收获，老兵的真诚拥抱也是我在谢罪时最想得到的。”

　　老军人后代：拒食蛋糕但送上祝福

　　盐谷在前日满了86岁，按照日本习俗昨天是他的生日。他特地买了一只双层蛋糕，希望与全场成都市民共分享，这样的生日，之前他从来都不曾有过，但他不知道大家是否能接受这番情意。于是，他委托随行的中国著名作家方军试探性地问大家：“我把蛋糕分给你们，你们吃吗？”当大多数人回答“吃”时，盐谷很受感动，他用颤抖的双手握住刀将蛋糕切开，分成小块端到了大家跟前。

　　对于眼前的这份蛋糕，许多市民愿意接受，但也有市民明确表示拒绝接受。一位中年男子端着蛋糕站起来对盐谷说：“我吃不下去！”这位先生姓程，他的父亲名叫程实，也来到了现场，父亲今年已88岁，曾是山西青年抗战决死队三总队的战士，父亲残缺的右手就是在战场上被鬼子砍掉的。程先生哽咽着说，一想到日本鬼子当年残酷对待父亲，他没有勇气吃下这份蛋糕。但另一方面，他对盐谷十分钦佩，真诚祝愿他健康长寿，有更多的机会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告诉日本的下一代。

　　昨晚，盐谷保芳照例邀请市民对话。市民争先举手想与盐谷对话，盐谷试图照顾到每一位。有一位小伙子激愤地站起来抢话，却被一位白发老者当场呵斥：“请尊重盐谷！”一位年轻女子站起身对盐谷说：“我恨你！我憎恨日本人！可我们不能用战争来解决问题，如果您真的想为中国人做点什么，请一定长命百岁，不仅仅是在中国谢罪，请回国对日本人说战争真相。”

　　本报记者 向勤

　　《我认识的鬼子兵》作者方军：盐谷保芳让我惊讶

　　方军，53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工作人员，《我认识的鬼子兵》作者，他与日本有着难解的渊源：老家河北曾被日本鬼子烧个精光，他的父亲、叔叔都是老八路，日本鬼子曾将叔叔的舌头割掉。他年轻时留学日本，在6年时间内贴身采访过22名日本老兵，写出《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举成名。他回国后在北京日本大使馆做翻译，其间多次到日本访问，经朋友介绍认识了盐谷保芳，后来再去日本，他干脆住进盐谷保芳家里。

　　方军大概是第九次陪盐谷保芳来中国谢罪，具体次数他也记不清楚了。但这是他第三次陪着盐谷到成都来谢罪。

　　在方军看来，盐谷保芳是一个普通、朴实、诚恳的日本国民，他有幸福的家庭，但因做过太多的坏事良心不安，不得不屡次来华谢罪。方军陪同他在山东、四川等地谢罪大概有八九次，一方面是出于自己写作所需，另一方面是为盐谷保芳的真诚所感动。方军说，去年盐谷保芳到成都谢罪，接他的人在机场错过了，不懂中文的盐谷保芳硬是在深夜11时自己问到了樊建川的集团公司处。他一个老人每次都要提着大箱小箱奔波，从日本到成都要在北京转机，至少需要15个小时，但这位老人没有放弃过，正是这种执着的精神感动了方军。

　　“这老鬼子真让我惊讶！”方军透露，盐谷保芳因为战争身上有6处枪伤，早年又被切掉一个肾脏，但每次见到他都神采奕奕，他没有感到老人有丝毫的老态龙钟。方军观察得十分仔细，盐谷保芳这次来蓉所穿的棕色外套、皮鞋已经穿了20多年，盐谷保芳的儿子开玩笑地对方军抱怨：“我爸爸赚的钱全都用在了中国，连汽车都舍不得给我买。”

　　前日盐谷保芳在与大学生交流时，一位男同学气冲冲地冲到讲台前被其他同学架走了。方军对此很有感慨：干嘛对一个真诚来谢罪的老人如此愤怒呢？我们的大学生更应该心胸开阔一点。

　　一个年过八旬的日本老兵，22年坚持每年一次自费来华谢罪。这种谢罪的动力来自何处？自己的经历？家人的支持？还是良心的谴责？昨日，本报记者专访了盐谷保芳(以下简称盐谷)，走进了这位“老鬼子”的内心深处。

　　当年对垒川军 谢罪四次来蓉

　　谢罪不能只说“对不起”

　　记者：你当年随日军侵华是在哪个战场？是什么力量让您要坚持22年来华谢罪？为什么您会与其他日本老兵不同？

　　盐谷：我是原侵华日军第59师团的士兵，负责看守山东泰安车站。从中国回日本的路上我被苏联红军俘虏，后被送往西伯利亚服苦役，我受尽磨难，等回日本时仅30多公斤，我强烈地体会到自己给中国人带来的苦痛，想到只有用谢罪的方式来表达歉意。谢罪不能简单地说“对不起”，要有实际行动。1985年我组织原59师团的96个老兵来中国谢罪，后来人员逐渐减少，到现在我一个人来。我不知道其他日本老兵怎么想，反正我该这么做。

　　记者：60多年前您并未在四川战斗过，也没有直接侵害过四川人民，为什么在22次来华谢罪中有4次都选择四川成都？

　　盐谷：当年我们在山东战场上的对手中，很多是川军。他们为保卫国家，离开自己原本安宁的家乡浴血奋战，实在令我难忘。我想来四川，就是想见见当年的川军抗战老兵。另外，四川省与日本的山梨县是友好省县，而山梨县是我的故乡，四川省对我来说很亲切。

　　是战争伤害了我们

　　记者：前几天在成都见到了12个川军老兵，心情怎样？

　　盐谷：你们无法体会我与老兵们的心情，以往我们对垒，但现在我们拥抱，我们没有彼此伤害，是战争伤害了我们。

　　记者：到过四川哪些地方？

　　盐谷：成都、宜宾。赵一曼纪念馆我去了两次，那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有一次我在给她鞠躬时曾晕倒过。

　　记者：您多次来中国谢罪，遇到过什么过激事件吗？怎么应对呢？

　　盐谷：还没有遇到过，除了有人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能回答我都回答，不能回答的就如实告知，或保持沉默。

　　记者：22年谢罪，最难忘的一件事是什么？

　　盐谷：大概是1998年我到山东谢罪，见到了84岁的老人王永坚。1944年9月的一次战斗，他指挥中国军人与我们对杀，战场上我们一见面就要拼个你死我活。但那一次的相见我们却紧紧拥抱，很激动地拍打着对方，还没有开始讲话眼泪就流了下来。我们现在仍保持联系。

　　日本民众对我谢罪反应不大

　　记者：我很想知道日本民众对您的行为怎么看？

　　盐谷：在日本不太有人关注我，日本民众对我的谢罪反应不大。

　　记者：您采取的主要谢罪方式是捐献、交流，是吗？

　　盐谷：我捐了2000多万日元给山东泰安车站附近的学校。在中国其他地方，我更多的是捐物，捐学习用具，将在日本收集到的战争物证送给博物馆，这样可以让更多人知道真实历史。

　　家人都支持我谢罪

　　记者：请简单介绍一下您在日本的生活现状及家庭情况。

　　盐谷：我年轻时做过化妆品买卖，后来将店铺租赁出去赚钱。我夫人73岁，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51岁，在日本经营一间旅馆，有几个孙子都已长成人。我与夫人单独住在一起，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日本国民。

　　记者：您的夫人、儿女支持您谢罪吗？您是否会对他们讲以前的战争，他们是什么反应？

　　盐谷：他们很支持我来华谢罪。我经常对他们讲那段历史，他们表示理解。

　　生命不止谢罪不止

　　记者：22年您来华谢罪付出的经济不是小数目，能否透露一下总花费是多少？谢罪的支出占据了您所有经济的多少？

　　盐谷：来往的路费、食宿、捐物的价格以及购买捐出的物品，22次谢罪大概共花费了2200万日元(约人民币150万元)，我的收入不好说，但至少足够承受谢罪的费用。(据方军透露，日本政府每月给盐谷的恩给约人民币1万元)

　　记者：听说您这次来成都临上飞机时身体出现异样，险些不能来，为什么还要支撑着上飞机？难道不担心发生意外吗？

　　盐谷：每次谢罪我都安排在身体状况最好时，出发之前我都要咨询我的医生，这次也是。他认为我身体没问题，所以我坚持来了。每个人都无法预料会有什么意外发生，我不担心。

　　记者：很冒昧地问您一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您会停止来华谢罪？

　　盐谷：生命没有终止，谢罪不会停止。即使走不动了，坐轮椅也要来。

　　本报记者 向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