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新闻频道《新闻会客厅》：感动非洲医疗队
李小萌：您好观众朋友，欢迎走进《新闻会客厅》。从1963年中国向非洲派出第一支医疗队，到2005年年底，中国已经向47个非洲国家派出了16000名医疗工作者，总共救助了1.7亿人次的非洲民众，在43年的时间当中，中国的医生精湛的医疗技术、高尚的医德获得了受援国家政府和人民高度的赞誉，在很多国家有几百名医疗队员获得了各种各样的荣誉，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两位曾经在非洲进行医疗援助的医生，我们来做一个介绍。 从2001年到2003年在摩洛哥进行医疗援助的孙梅芳医生，欢迎您。
孙梅芳：您好。
李小萌：是妇产科医生。
孙梅芳：对。
李小萌：旁边一位是2003年到2005年在莱索托进行援助的耳鼻喉科的医生段传新，欢迎您。两位在去非洲之前，对非洲的印象是怎么样的，到那儿去之后看到的又是什么样的？
孙梅芳：以前知道非洲是比较艰苦的，但是又听说摩洛哥是在北非，所以在非洲当中是条件各方面都是比较好一点的国家，其实到了那边我们才知道，因为我们去的那个省是摩洛哥贫困的边缘地区，那边是相当干旱缺水的，到处都是沙漠，而且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还有荒山秃岭，没有草，没有树，不生长植物的，所以我们那边所有的粮食，包括蔬菜，包括水果都要从外省运来，连羊吃的草全部都是从外省运来的，所以那边的蔬菜品种很少，也很不新鲜。
李小萌：段医生当时到莱索托是第一次到非洲吗？
段传新：对，是第一次到非洲，因为我家里本身我父亲也是做援外工作的，还有很多非洲照片，所以我对非洲一点也不陌生，实际上一去有相符的，也有不相符的。刚才孙大夫讲，确确实实那个地方也跟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虽然它在南非，但是它是南非国家里面内陆的国家，就是很高山的地区，平均海拔大概是2500米，刚刚去就有高原反应，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刚刚下飞机的时候，当时卫生部安排的老队员跟新队员交接，要到所谓的国宾馆去交接，怕车子赶不上，当时我一边打领带一边跑，跑了50米，当时就觉得上气不接下气了，心跳得非常厉害。
李小萌：在去之前都做好了吃苦的准备是吗？
孙梅芳：是，反正觉得已经接受了医院交给的任务，尤其是家庭克服了巨大的困难，支持我去，我觉得再苦也得要完成这个任务。
李小萌：当这样的任务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可以拒绝吗？
孙梅芳：假如实在不愿意去当然也可以，也不是说绝对不可以，不过作为一个医生，当我想到当国家要派你到更艰苦的地方去，作为一个中国医疗队的医生，到那边去担任救治工作，我觉得当自己的家庭矛盾跟国家的援外任务来相比较，我觉得应该有一个选择。
李小萌：在你以前做医生的生涯当中，碰上过这种小家和大家之间要去取舍的时候吗？
孙梅芳：没有。
李小萌：这是第一次？
孙梅芳：像这么严峻的选择我觉得真的是第一次，以前没有想过。
李小萌：段医生当时做决定的时候呢？
段传新：也有过，去之前我真的想过，但是毕竟我是个男同志，想的可能不是那么多，反正你决定了你就没有什么后悔的，再难我觉得一定要往前走。
1963年，在殖民统治下刚刚获得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伤痕累累、满目疮痍，阿尔及利亚政府向国际社会的发出求援呼吁，尽管当时我国经济和卫生事业的发展还处于非常艰难的阶段，但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政府勇于承担国际义务的良好姿态，1963年4月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了第一支援非医疗队。第一批援非医疗队员共13人走出国门奔赴非洲，从此之后，作为一种国家任务，43年间，中国政府已经先后向47个非洲国家派出15841名中国援外医生。
目前，中国在非洲有医疗点98个，分布在35个国家。由于绝大多数受援助国家国力贫乏，加之有相当多的中国援外医疗队都深入到非洲国家的贫困偏远地区，生存条件差、医务环境的恶劣便成为大多数中国医疗队必须面对的问题。
李小萌：孙医生当时到了摩洛哥，您所工作的那家医院，您进到那个医院的院门看到的是一所什么样的医院，医疗条件是怎样的？
孙梅芳：那边的医疗条件确实是比较艰苦的，跟我们国家比，尽管它是一个省级的医院，但是我们因为在大医院做惯了，它其实比我们卫生院农村的卫生院条件还要差，所以那边缺医少药还是比较严重的，比如说碰到那些重度窒息的新生儿的抢救，气管插管的器械就不全。
李小萌：我们国家派医疗队出去的时候也会带相应的医疗设备药品吗？
孙梅芳：会带一部分，但是有的当地到底缺具体的哪些，有的时候不一定带的很全，比如说他们说气管插管的器械有，我们以为是有的，但是它有整个一套，一套对于每个婴儿的大小是有一定要求的，但是它中间就缺号，你就只能采取其它的办法，你不能做气管插管的人工呼吸，你只能做口对口的人工呼吸来挽救。
李小萌：您做过吗？
孙梅芳：像这样的情况做过好多次。因为新生儿刚分娩出来的，有个别的小孩是重度窒息的，他只有心跳，没有呼吸，在短时间内不给他建立呼吸，可能这条生命就没有救了。这个时候没有合适的气管插管的套管进去，他建立的呼吸是没有效的，怎么办呢？作为一个医生，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一条可以想办法挽救的生命让它这么走掉，只能口对口地人工呼吸。
李小萌：我想象的那个新生儿应该身上还带着血的吧？
孙梅芳：对。
李小萌：你把头埋下去跟他那么近距离，第一次做的时候有心理障碍吗？
孙梅芳：当初的时候你想不到那么多，只能觉得一个医生这是自己的责任，能救的总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挽救。好在我们那边，不像段主任那边艾滋病那么多。
李小萌：像莱索托是一个艾滋病高发的国家，高发高到什么程度？
段传新：像莱索托，整个国家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感染率已经超过了33％，就是说差不多三个人中间就有一个。
李小萌：要是病人当中比例就更高了。
段传新：对，马塞卢地区，官方的数字报的是45％。
李小萌：您跟病人最直接的接触是怎么样的？
段传新：现实是这样的，首先那个医院本身对这种病也处理得很到位，也很及时，他很深入了解，所有的不光是中国医生还是外国医生，现在慢慢都达成共识，就像刚才孙大夫说的这个情况，做人工呼吸我们绝对是禁止的，首先我们尽量帮助病人，但是绝对不能违反操作常规的，我们做手术，如果当时把手割破了，可以当时把手套摘了，马上终止手术，到手术室边上把血挤出来，赶快进行消毒，然后这个手术你可以完成，如果完成不了，你可以让其他医生去做，你赶快到医院按照我们说的，它有专门的机构提供防艾滋病的药物，这种药物必须在一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之内服用的，这样可以降低艾滋病感染率。
李小萌：您切身的感受过艾滋病的这种威胁吗？
段传新：有，特别是刚刚到那个医院去的时候，马上就要做一台手术，这台手术是一个自杀的病人，送到我们医院，已经感染两天了，必须要把腐烂的伤口组织全部去掉。在当时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刚去，你不习惯当时护士怎么工作的，当时按照我们中国医生，你要刀，他不是拿个刀柄冲着你，他拿个刀尖冲着你，当时一摸刀，手一疼，当时没有想那么多，你只是想赶快把手术做完。
李小萌：看到这个伤口，自己手上的伤口的时候，是马上恐惧感或者紧张感就来了，还是琢磨了一下看看要怎么处理？
段传新：确实手术做完了恐惧感一直持续了一个星期。
李小萌：那个病人是不是艾滋病毒携带者？
段传新：我们很幸运，这个病人最后去查是没有艾滋病的。
李小萌：他以前并没有查过是吗？
段传新：他们国家虽然艾滋病发病这么高，但是你要查他是不是艾滋病并不是说你作为医生随时可以让他去查的，你要经过他允许，结果是一个星期之后才出来的，所以这一个星期是非常难受的。
李小萌：这是幸运的一次，但是就像老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你做手术，和病人接触，怎么能避免？
段传新：现在不止我会有这种情况，实际上我们医疗队很多医生都出现这种情况，有骨科大夫，刚才孙大夫说，要打克氏针，难免会有这种情况，然后就是妇产科医生，特别是妇产科医生，因为我们比较熟悉了，因为有时候妇产科医生做手术，特别是出血的时候，缝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常规进行去缝，所以扎手是经常有的时候，反正扎手都会有跟我相同的感觉，这种情况下我就会做我最大的努力去帮助我们这些同事。
李小萌：像有过您的一周那种经历的人，有时候会有两种不同的反应，他经历过之后很多事情他看得更开，更豁达，但是也有一种反应是另外一个极端，就会更加谨慎，甚至是惧怕，你是怎么样的呢？
段传新：因为这种事情我也专门跟我们过去的主任，我们合作了大概半年的时间，相处得非常愉快，我也跟他提过了，我说你在这儿工作了11年，你怎么看待艾滋病的情况，他说得很简单，他说我也很热爱生活，并且我也很热爱我的病人，很热爱我工作，如果哪一天我染上了这个病，就是上帝叫我过去，他就是很轻松说出这样的话。我后来也想了这个问题，第一个，作为我自己肯定要保护自己，第二个我觉得如果有这么一天，你可能真的是命运，真的就是这样想的。包括我曾经也想过，如果我真的染上艾滋病了，我就不回来了，我就在那里。
李小萌：一直到最后一直做医疗援助是吗？
段传新：因为那个地方的医生有这样的情况。
其实中国向非洲派出援非医疗队至今，43年间，由于疾病、劳累等原因，已经先后有37名医务人员为援非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另一个方面，中国医生在非洲挽救的生命却在不断增加，截至2005年底，中国援非医疗队累计诊治各类病人已经达到1.7亿人次。
李小萌：我们知道，即便是在国内工作，医生的工作强度也是很大的，作为援助医生，在当地的工作强度又是如何的？
孙梅芳：跟国内是不能比的，因为他们那边医疗点是医生相当缺的，他们那边专科医生不太愿意到那边去工作，很少。
李小萌：为什么？
孙梅芳：因为那边条件很艰苦，所以本国的专科医生也很少在那边，像妇产科根本没有一个医生，我到了那边就我一个妇产科的专科医生。
李小萌：一个省级的医院只有一个。
孙梅芳：只有我一个，所以所有的门诊、急诊，包括病房、产房，手术、抢救全是我一个人承担的，没有第二个医生，所以也就是说也没有星期天，也没有节假日，晚上也没有任何一个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来叫你。
李小萌：这个工作量，工作的强度自己可不可以控制呢？
孙梅芳：没办法控制的，因为摩洛哥那边的妇女生养很多，不是像我们国家，它是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他们那边的妇女都在家里生养，生养不限制，在家里生养以后，碰到特别情况自己不能处理的，特别危重的，他们就送到医院里，等到送到医院来的时候，我觉得大部分都是生命垂危的病人，像这种情况，马上就来叫你去，你肯定是没有办法，也就是说别无选择，你必须要去救的，因为也没有第二个妇产科医生了，所以你肯定要上台的，哪怕你是在生病，哪怕你是刚端上饭碗，要马上放下手就要去的。
李小萌：时刻准备着。
孙梅芳：对
李小萌：段医生那边也是这样吗？
段传新：他们可能跟我们这个地方有点不一样，我工作可能是马塞卢首都医院，首都医院是这样的，它是个中心医院，所有的危重病人都到你这个医院来，像我们那个手术就比较多，可以这么说，做不完，没有办法，它因为是个公立医院，属于免费的性质，所以那种情况是非常恐怖的，比如说看门诊的时候，最多的一天看208个门诊。
李小萌：就算工作十个小时，那也是每个小时看20个。
段传新：我们当医生可能跟国内不一样，我当医生还要写病历，还要处理，实际上这些东西都交给护士去做了，可以这么简单，你做的时候有人给你登记，你告诉他怎么处理就完了，就把你的签名签上去，这个效率非常高
李小萌：即便如此，这一天看了208个人眼睛也花了。
段传新：对，非常累，回去了感觉就像人像散了架一样，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看门诊的时候是艾滋病病人非常多，因为我是戴双层手套的，有时候没有时间去洗手，就戴两层手套，所以那天下来把手套一脱，整个手全部都是白的，那个汗水顺着手套全部流出来，不是滴出来，就是这样的情况。
从医疗队援助非洲以来，中国医生战胜困难的毅力和敬业精神给非洲各国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精湛的医术更是赢得了非洲政府的认可和非洲人民的尊敬，43年中共有613名中国医疗队队员获得非洲国家颁发的各种勋章。在非洲，他们被誉为“来自中国的白求恩”、“南南合作的典范”和“最受欢迎的人”。
李小萌：在当地这么缺少医生，像您说的一个科室只有一个专科医生，而这些医生都是从中国来的，是不是在当地中国医生都很有名？
孙梅芳：对，像我们省里，不管你认识的、不认识的，他们都很尊重我们，他们都知道，就那几个中国医生，就那几个中国人，所以哪怕你走在马路上，走到交叉路口的时候，他们看到你要走了，他会在很远的地方就把自己的车停下来，等你走过了以后他再开车，就是这个样子的。
李小萌：就因为您是来自中国的医生，是吗？
孙梅芳：对。还有一点，你的医疗水平跟你的敬业精神，我觉得在那边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体现。我打个比方，我有一次碰到一个重危病人，半夜里大概11点钟来的，他们当地专科医生在我到之前看过这个病人了，后来我去了他就跟我说，这个病人很重，我觉得你看看，行吗，我觉得还是转吧，转到其它医院，当时我考虑，我们那边转到大区医院要四个小时救护车，对这样的病人来说，要经过将近四个小时的山路颠簸，我觉得要抢救她的生命的希望可能就更渺小了。
李小萌：要是转走的话就不承担她有可能死亡的风险了。
孙梅芳：任何责任都不用承担，而且可以回去睡觉。当初我是这样想的，作为一个医生，在这么危急的情况下，这个病人哪怕是有1％的希望，我觉得也是应该尽100％的努力，像这样的手术在上海，在我们国家，也就是说最起码要有三位妇产科医生，连同手术护士一起上台手术，但是在那边只有我一个妇产科医生和摩方的一个护士，那个情况确实是很严峻的，也顾不了那么多了，那就开刀了。开进去了一看，她子宫破裂程度相当严重，在这个病人之前，我在摩洛哥已经碰到过好多例子宫破裂的病人，但是像这么严重的病人确实我还是第一次碰到。她那个胎儿跟胎盘全部已经游离到腹腔内，不是在子宫内了，宫颈、阴道全部裂伤，这样难度的手术确实我在国内没有碰到，但是你已经上台了，你只能将这台手术做下去，那时候连一个助手都没有，手术的视野都不能暴露，这个手术就更困难了，只能一个人想办法尽力做。这台手术我一个人从大概是11点45分，一直做到第二天凌晨4点30分，在将近五个小时的手术当中，紧张得我确实连头都没能抬一下，直到手术结束，我才发现头都抬不起来了。这个专科医生当天的时候还帮我把病人送到手术室，还帮助拿血，在那里这是不可想象的事儿，专科医生怎么会协助你同样的专科医生来做这样的下手呢，不可能的，但是他确实是这样做了，而且第二天他发现我这个病人救活了，他高兴得比我还要高兴，他跟我说，我真没想到，你连这个病人都能救活。这样一来，他以后在跟我们相处，在跟我们在专业上、业务上的讨论，他觉得由衷地尊重你，也不是对我们个人，他觉得是对中国医生，对我们中国，而且他由衷觉得中国了不起，培养出这样的医生。
李小萌：段医生的感受应该差不多。
段传新：在那个地方医生的地位是非常高的，非常让人尊重，特别是中国医生，中国医生在那里首先是没有任何报酬，这一点整个非洲都已经达成了共识。
李小萌：我想应该能够体会到因为你们去，当地对中国更加了解，因为你们救死扶伤，对中国更加尊重。
段传新：是这样的，甚至讨论到台湾是不是能够做一个单独的卫生组织可以加入到世界卫生组织去，当时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莱索托的卫生部部长，当时义正词严地说，那不可能的事情，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合法的政府，台湾作为一个地区的组织，没有资格加入，当时很轰动，当时我记得当时那个标题，国外的标题就是说，小政府，小国要大嗓门，他说的是实话，我觉得真的是这样，为什么那个国家卫生部长能够仗义执言，就是因为中国医疗队的一言一行能够感动当地，能够感动政府，他能够感受到中国对他的援助是非常非常无私的，所以在困难的时候他也会为你说话，这是我自己的感觉，这就是你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李小萌：离开家乡那么远，这么长的时间在外面工作，工作强度又这么大，每一天工作时间长，而且没有休息日，这种状态下人即便是身体承受得住，精神上、心理上能承受得住吗？
段传新：我们也讲过，日子不好过，你没有任何亲人在身边，你有很多压力你不能说，你怎么能说呢？就算跟亲人在一起，你也不可能把不好的情况都说了。刚才我说了孙大夫病了，她肯定跟你说我肯定很好，包括我扎手的事情没有跟任何人说。包括最后我父母知道，我的父亲知道非常难过，到了现在再提到这个事情她都很后怕这样的事情。
李小萌：你们的服务期都是两年，到两年结束的时候，肯定是两种心情，一种是对于回家的那种期待、迫切，另外一种也有舍不得吧？
孙梅芳：确实是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想家，想快些回家，还有一个我觉得确实在非洲的这片土地上，自己工作了两年，跟当地的医务人员，和当地的那些官员，还有那么广大的病人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特别是像我们要回来前，你救助过的那些，尤其是从死亡边缘救回来的病人，当他知道的话，他确实是很舍不得你离开的。我记得很清楚，那个病人当初是由于血管畸形，她是正常顺产以后引起腹腔内大出血，那时候血压已经降到零了，这个病人送到手术室抢救的时候真是奄奄一息，结果我及时抢救，救活了她的命，她是一个四个孩子的妈妈。在我走的之前一天，她正巧到医院来看我，她不知道我第二天要走，我说明天要走了，我就告诉她，你下次来的时候我们妇产科医生是另外一位医生，我要回国了，她当时眼泪就下来了，而且把她自己觉得是身上最珍贵的东西拿出来给我，也就是说她的项链，她的戒指她都退下来给我，她说要给我留个纪念，当然我是不能要她的，我说要留个纪念可以，但是用不着用这个来留个纪念，她说你回去了我再也碰不到你了。我跟她说，我们可以照个相。结果她特意回去把她女儿都抱来了，就是那次救活的女儿抱来了，我们一起照的相，这个就是作为我们的纪念。
李小萌：段医生呢，在走的时候。
段传新：这种感觉跟孙大夫是一样的，你要走的时候特别想家，想回去，但是真正快要离开的时候，要走的一个星期，觉得心里特别难过，蛮怕到科室里去，但是你必须要去告别，当走的时候，护士长、护士抱着我，确实流眼泪了。
李小萌：您已经回国一年的时间了，现在说起来还会这么动感情吗？
段传新：对。确实是这样，都说大丈夫有泪不轻弹，这件事情你不说我也不去想，但是说起来很难过。
李小萌：那你难过的是什么呢？
段传新：一起工作这么长时间，那种友谊是很难做到的，比方说中国医生做得很好，当然你是把那儿当家来说，你就把他的国家，他的医院当医院来做，你离开了你可以回去了，但是你觉得很多东西留在那个地方了，现在就是这样的感觉。反正是这样的，去年大概11月份的时候，莱索托的首相莫西西利专门就到中国来访问，他就点名说我一定要在中国见医疗队，到我们的老家，湖北省去，要接见中国医生。
李小萌：两年的时间救助了那么多远在异国他乡的病人，而且两年的时间有很多丰富又特别强烈的情感体验，这两年对于你们继续从事医生这个职业，有什么样的一种影响？
孙梅芳：我觉得尤其到非洲去了两年，觉得医生的这个工作，这个职业确实是很崇高的，以前没有那么深刻的体会，尤其是在艰苦的条件下，尤其到那些重危的病人在你眼前的时候，我觉得你能救活每条生命，我觉得确实这份工作很崇高，非常神圣。
段传新：我觉得非洲援外的经历确实对我是一种锻炼，特别对我是成长的一种感觉。还有一个收获就是说我认识了你，付出是跟收获成正比的，这种感觉我觉得不是说你能够事先我能想到你会得到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实际上我就说我们尽管很苦，回忆起来还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这种意义是别人体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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