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舸

　　2005年12月,黑龙江民工王建民腹痛难忍被“120”急救车送往同仁医院，因身无分文，院方拒绝救治。次日凌晨，王被发现死在医院厕所门口。昨天第二次庭审，法官认为民工身份的王建民不应被送到“同仁医院”救治，理由是同仁医院不是流浪人员、农民工的定点救治机构（据10月31日《黑龙江晨报》）。

　　王建民事件是一起悲惨的、民工权利被完全漠视的恶性事件，他的生命终结在医院门口，喻示着某些医院已经完全沦落为赤裸裸的商业牟利机构，曾经被医者奉为职业操守首要准则的“挽救病人生命”是如此轻如鸿毛，被随意丢弃在太平间。

　　可所谓“民工身份的王建民不应被送到‘同仁医院’救治，理由是同仁医院不是流浪人员、农民工的定点救治机构。”这一说法把“穷人医院”当成了“贫民窟”，认为医院也先天分为三六九等，王建民不该去不符合其身份的医院。

　　王建民为这个“错误的选择”付出了生命，而我只能看做这是对本已不平等的穷人权利再剥夺,这不仅有违人道主义的良心,也偏离了自由平等的法治原理，是对民工不加掩饰的歧视。如果我们承认社会分层化、贫富差距加大是不可改变的趋势，穷人只能认命，去屈从于所谓的“制度性安排”，我们可以想见，分属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体在未来中国如何和谐共处。

　　思想家加尔布雷斯曾专门探讨所谓“丰裕社会中的贫困”问题。按加尔布雷斯的说法，丰裕社会中的贫困，本来应该更好克服，极端的情况下，政府甚至都可能将穷人供养起来。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丰裕社会中的“少数人极端贫困”始终是一个顽症。其原因就在于，丰裕社会中，少数人的贫困“不再成为社会政策感兴趣的对象了”。当“贫困者成为少数人而且没有影响力后”，“为穷人说话的任何政治家与思想家，由于是代表少数而且没有影响力的人说话，使他们自己也成为少数派并且丧失了影响力。”

　　“穷人医院”说法，隐含着下列逻辑：穷人不配享有社会进步的成果，穷人最多只能获得保障其生存底线的一点点救济，并且应严格遵守等级划分，去“该去的地方”，否则就是越轨。“穷人医院”说法，证明上述危险的论调已经渗入某些社会精英的头脑中，并且依据此类偏见来行使手中的公共权力和私人资。如果我们无视歧视穷人思维的蔓延，那下一个被断定该送“穷人医院”的，可能就是我们自己。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