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东与中国土地改革

　　何博传（广州）

　　霍英东提出大胆建议

　　1998年11月，在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霍英东的顾问何铭思主编霍英东的文集《我的参与》，嘱我作序。我在序中写道：“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关键在被固定了的‘价格’两个字上；国家开放大计受到最大阻碍，主要在落后闭塞的环境里。所以，率先筹建高级涉外宾馆，挑动解除价格束缚之战，以路通财通思想在南国水乡开放前沿带头引入市场机制推动交通网络建成，是三件对改革开放实际进程至关重要的大事。而这三件大事，一一留下霍英东不可磨灭的功绩。”当时不少人认为，这就是霍英东对改革开放所作的三件主要贡献了。这段话还不时被人引用。

　　2005年1月10日，泛珠三角洲及世贸伙伴合作研讨会在广州南沙大酒店开幕。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胡德平在会上致词时，说到霍英东：“他作为一名卓越超凡的工商巨子，敢于第一个把市场机制中的供求关系、价格机制和企业竞争的技巧引入当时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中国内地。在中山度假村，全面开放度假，各种食品、日用商品，价格随行就市，一瓶啤酒从4角钱卖到4块钱。价格机制撬动了当时严格的产品限量供应和价格管制。他带头建造的路桥开始了收费，修建的五星级宾馆让人们自由进出，这些市场经济的新鲜事物对我国人民来说，不啻是一次振聋发聩、耳目一新的深刻教诲和启发。”我非常高兴听到胡德平这段讲话。因为第一，胡德平所说正是对内地早期改革开放至关重要的价格、市场、高级宾馆三件大事。只是他的表述比我更具体。第二，胡德平对霍英东在改革开放之初所作贡献的评价不仅真实，而且是当时中央坚持改革开放方面的精神反映。第三，胡德平接着讲：“今天，霍英东副主席又和美国世贸中心协会杜苏里总裁在参与南沙开发中建立了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它的主旨，就是促进泛珠三角洲区域的经济增长，要和全世界做生意，其气魄之宏大，让世人敬佩不已。”这是说，霍英东对内地改革开放的贡献，有未说完的话。

　　我意识到有重要的话未说完是在2004年7月18日。那天南沙大酒店试业检查。简短仪式后，香港几位记者采访霍英东。霍英东对记者讲话时，忽然讲到内地房改和土地有偿使用问题。此事断断续续听霍英东讲过几次。但我一时并不在意。

　　但这次不同，中国土地出了许多问题，我已关注过一段时间。这次听霍英东再讲，脑袋突然一震。心想，原来的“三件大事”说可能有大疏漏。记者采访结束后，我随即询问霍先生。霍先生在他的房间，交给我两份材料：《最早提出建商品房和有偿使用土地的建议》。材料记录了他最早向国家领导人建议搞房改和土地有偿使用的事情。

　　1981年10月12日，一位中央领导到中山温泉宾馆视察。对着一片优美亮丽的新房子，霍英东跟他讲到住房问题：“人一出生，国家就欠他一套房。怎么得了？职工分了房，又不是自己的。工作一调动就要搬走，死后更不能留给儿女。每人一套房是国家的沉重负担。国家和个人，两头都难做。这是计划经济最不成功的一个例子。香港也曾试行分房制。香港大学校长黄丽松分了房，死后房价不知涨了多少倍，用全部退休金也买不起。他的儿子只好搬走。” 接着霍英东就向他当面提出搞商品房和土地有偿使用建议。

　　霍英东的建议，直到1988年才被正式接受。当时人大通过决议，土地有偿使用期限，定为70年。

　　白天鹅：中国第一个房改试验地

　　广州白天鹅宾馆连续多年获得中国高级宾馆多少强之首。其中一条重要的标志是拥有十几项全国第一的纪录。那是就宾馆业务评比来说的。其实在我看来，白天鹅所有的十几项“第一”，加起还不如这项纪录重要：中国第一个房改试验地。霍英东关于内地应搞商品房和土地有偿使用的建议，其实早就向政府提出了。1979年广州市副市长林西率领旅游工程考察小组到香港考察。2月2日，林西在给广州市委焦林义书记的报告中特别写道：“霍英东先生等建议，目前有许多侨胞都想在广州购买住宅给亲属，而国内限于资金、材料不足，兴建速度慢。建议在港筹集资金，进口材料，在广州兴建房屋，然后在港出售，国家赚了外汇，满足了侨胞的要求，又减轻了广州住房的紧张，本息用补偿办法偿还。我们认为这个意见可取。”

　　可惜霍英东当时的建议如泥牛入海。林西等认为“可取”的东西，遇到巨大阻力。霍英东走得太超前了。

　　在1992年世界银行专题报告《中国城镇土地的经营管理：在市场经济形成中面临的选择》中，可以再次看到霍英东关于土地有偿使用建议及其所受阻力的影子。该报告指出：政府“在1982年就开始要对国内的土地使用者收费。但是这个倡议受到了引进市场‘价格’将使国营企业‘无力承受’这一压倒性的关切所阻挡。”又说：“地方政府特别是1988年以后，开始采用更为实际的态度，意识到如果出售土地的长期使用权，不仅能获得外汇收入，也可以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在这方面，香港和新加坡的经验值得借鉴。”

　　这里说的“倡议”和从香港“借鉴”都跟霍英东直接有关。而霍英东的建议正式被接受，已经是1988年之后的事了。

　　世界银行报告的作者不知道，土地有偿使用建议最大阻力不是国营企业的“无力承受”，而是来自意识形态的冲突和腐败权力的介入。

　　最简单清楚的例子可以从海南洋浦中看到。1988年3月人大正式通过70年土地有偿使用法案，4月海南建省，5月海南政府便传出与熊谷组合作开发洋浦的消息。但也只是议论，正式计划还八字没有一撇。1989年1月，5名老资格的全国政协委员到洋浦“考察”，公开指责洋浦租地70年给外商为“丧权辱国”的“新国耻”，是“何异引狼入室、开门揖盗”的“卖国”行为。随后在北京两会上更组织200余名委员联名向全国政协递交提案，反对“卖国”。于是，洋浦泡汤。

　　处于海洋第一线，占有中国海洋面积2／3的海南省，就此错过了一个战略机遇期，至今仍处于后发地区位置。海南轰动一时要成为中国最大特区的热潮，被冻结了。

　　在洋浦开发传闻之前，霍英东早已紧锣密鼓地筹划开发广州南沙。那不是荒岛角落，而是珠三角中心，是当年因肇始鸦片战争导致“丧权辱国”之地。

　　要知道，租地给外商开发，正是霍英东几年前向一位中央领导提出的建议。“70年”也是从霍英东的“99年”、“也可以75年”中来。洋浦合作开发部分27平方公里�煹�2001年几经转手，实际开发18平方公里�牐恍∧仙�22平方公里。1989年初北京“两会”，霍英东亦在场。那时，他正从全国政协常委转任全国人大常委。如果霍英东了解那200多位政协委员其实也是向他兴师问罪，不知后来他还敢不敢继续搞南沙。总之在这里，霍英东“胆大妄为”的表现，远在他搞高级宾馆、开放物价和过桥收费之上。

　　价格改革是霍英东在中山温泉宾馆和白天鹅宾馆最早推动的东西。霍英东提出搞商品房和土地有偿使用建议也跟白天鹅宾馆有关。我总觉得，这两家宾馆在中国当代改革开放中的意义远未被充分说明。有一位现在巴黎大学工作的法国朋友曾对我说，如果通过白天鹅宾馆来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史，是个非常好的题目。

　　霍英东为什么从1979起便一再向政府提出他的大胆建议呢？一个直接原因出自白天鹅宾馆员工。白天鹅宾馆原只是个贷款项目。1979年注资动工后，霍英东意识到完全放手让内地人去搞会出毛病，便在1982年4月1日致函广东省旅游局和刘田夫省长及梁威林副省长，建议把白天鹅的贷款改为合股。并白纸黑字声明：“绝不计较将来利益多寡，将全部收益用于国内再投资或捐赠于教育、医疗及其他公益事业。”5天后，何铭思的老上司梁威林批示：“田夫同志已同意，我也同意。”于是，霍英东便自己动手搞白天鹅宾馆。

　　白天鹅宾馆一动工，当年关于“30层以上高楼天台要装高射炮”的规定可以顶着不办，3000多员工住房问题不能不管。如果没有适当办法解决，几千员工迟早会拿着国家政策，向老板要房子。

　　霍英东在1984年成立基金会着手实施一系列捐赠项目的同时，一直计划如何解决白天鹅宾馆员工住房问题。1988年初，人大刚通过土地有偿使用期70年的决定，白天鹅宾馆由中方主持匆匆在海珠区建了150多套房子，结果只有少数高级管理人员受益，反而影响了几千员工的情绪。

　　霍英东知道后马上想到要通过白天鹅搞商品房改革，为社会提供经验。并立即写信给白天鹅宾馆总经理杨小鹏，提出他早已准备好的方案：用自己在宾馆的收益作基金，贷款建房，以福利补贴方式出售给员工。以当时价格计算，5万元可购一套房。宾馆给员工每人每月补贴300元，3年便超过1万元，可作供楼款用。不供楼的员工也可以将补贴收为己有。几年后，回收的贷款资金又可循环运用。这样便可以解决所有员工的住房问题。

　　“楼花”是什么？

　　解决住房问题，霍英东是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大行家。他所用的方法是他所发明的“楼花”。自1954年以来，这一发明创造的巨大意义，不要说在内地，我相信在香港也远未被充分说明。

　　虽然远在公元1530年，黎巴嫩的贝鲁特和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便开始有商品的期货交易，但400多年来，期货交易一直只是少数人的纯投机买卖游戏，始终没有产生过全社会性的、历史性的重大影响。“楼花”的出现完全不同。在商品的期货交易中，这是石破天惊的大事。

　　“楼花”有期货的性质，又不同于一般的期货。有些地方（如北京），期房售价比现房还贵。买卖双方都说，那是“卖梦想”。“楼花”不仅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新奇相接的一个全新创造，而且可能是人类社会第一个有重大价值的知识产品，将来研究知识经济时代的人，必须从这里写起；“楼花”不仅为亿万民众提早半世解决人生安居乐业的大难题，而且可能是迄今创造出最多亿万富豪的一个产业；“楼花”是当代许多经济发展奇迹、许多现代城市变化图景、许多善长人翁故事，得以一一出现的基础。我想，以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贡献来说，能跟发明“楼花”相比的诺贝尔奖项目也没有几个。

　　堂堂一幢大楼，连影子都没有，在空地上挂个图，便要“分层出售”。竟又产生难以估量的巨大社会效用。这个了不起的发明创造，竟然出自香港中国人之手，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可惜几十年过去了，世人却至今未能认识其巨大意义。

　　原在香港油麻地四方街与东莞街之间避风塘前，作为世界第一座以“楼花”出售的那栋对香港政府、对香港大富豪、对香港市民有巨大贡献的小房子，今天在哪里？我曾为此向特区政府有关部门人员咨询。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古物古迹办事处助理馆长卢秀丽女士回复我说，1950年代初兴建于利达街及祥瑞街一带的4至5层高的民宅，在1980年代末香港政府的旧区重建计划中全部被拆了！

　　香港人可能对“楼花”太熟悉，竟至毫不在意了。香港人了不起的世界级大发明“楼花”第一个最具历史意义的见证物就这样消失了。

　　当年那份为推出“楼花”而作的最早图纸及其“分层出售说明书”，如今仍然无声无息地躺地霍英东集团的文件柜中。这真是难以置信的事。

　　许多作家写过霍英东，关注最多的是他的困苦童年、艰难创业、无私捐赠和爱国爱乡的赤子情怀。也有涉及他独特性格和探索精神的。只是很少研究过他的发明创造工作。“楼花”是个极重要例子。而且可以说，“楼花”是霍英东所有发明创造性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项，是霍英东对香港、对社会、对世人最大的一项贡献。

　　许多发明创造有很多偶然性因素。但“楼花”不同。为什么“楼花”偏在中国人身上出现，偏在香港出现，偏在从底层走出来的企业家中出现，偏在霍英东脑袋里出现？可能是隐藏着深层环境和文化关系的问题。特别涉及到奇特的产权构思问题，直到现在，还有西方国家，尤其是产权意识特别强的国家，仍然不肯接受“楼花”方法。他们认为，像“楼花”那样割法，还有“产权”吗？电梯费怎能分得清？不仅分段、分层、分套、地上、地下、车库可以分售，而且连楼顶、外墙广告位都可以分开出售。对强调法理产权的西方人来说，有点匪夷所思。那情形，就像迟至18世纪许多欧洲人仍不肯接受“负数”概念一样。当时他们认为“比零还小”是荒谬的想法。日本学者就曾成群结队地拜访霍英东，研究他发明“楼花”时，究竟是怎样想的。我曾问过霍英东。他的回答很简单：“那时楼梯底、骑楼底到处都睡满人。”

　　看来，这件事还是缺乏研究。许多发明者，开始时都未明白自己发明的巨大意义。我想霍英东对自己发明的意义，也是晚年才认识到。南沙大酒店开业前后，霍英东正处重病之中，有些问题他想自己写出来，第一个要写的就是土地和商品房问题，里面就专门提到“楼花”。

(责任编辑：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