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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黄金一代·今朝]中国作曲“黄金一代”卅载重逢 www.thebeijingnews.com ·2006-11-36:43:01 · 来源： 新京报
上月的北京国际音乐节上，德国现代室内乐团上演了一场独特的音乐会：其中所有曲目都来自7个中国作曲家，而他们的大学时代竟然都在同一个班级度过。这就是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1978届的陈怡、郭文景、谭盾、周龙、瞿小松、叶小纲、陈其钢等人。他们如今活跃在国际乐坛，代表了当今中国作曲最高水平，被称为作曲界的“黄金一代”。
“能引起争论的事件总能作为一个时代发展变化的象征。”音乐会策划人刘索拉说，音乐会要呈现的是上世纪80年代她们班同学为探索现代音乐而做的努力和引起的争论。她本人也是一位1978届的同窗。今年3月，她为德国世界文化大厦的“中国文化回顾展”做了这一策划，并给音乐会取了个颇有宿命意味的名字———“你别无选择”。 2006北京国际音乐节中国作曲家专场，德国现代室内乐团在演奏郭文景的作品。 瞿小松、叶小纲、张丽达、刘索拉、郭文景（由左至右）。这几位中央音乐学院1978届毕业的作曲家代表着当代中国作曲的最高水平。
「回应争议」
国际乐坛认可，这不是猎奇
新京报：你们怎么看自己的创作水准？是否代表中国现代音乐家的最高水平？跟国际的同行有没有距离？
郭文景：我们班同学在国外比较有影响的那几个人的写作水平，确实能代表中国音乐某一个类型的最高水平———音乐的种类是很多的。而且还表现出继续探索和突破的势头，而不是到了这把年纪了———我们都五十岁了，就停下来了。从国际上的认可度来看，我相信是由于这些音乐家的水平和价值。猎奇只能是一时的，但国际上演我们的作品、委约我们写作，已经是十多年二十年的事情了，而且现在还继续约稿，约的还是像歌剧这样的大作品，都是需要花很多钱的。我相信，应该是艺术本身的价值和水平。国内外演奏上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但差别总是有的，即便国外的乐队，A、B级的乐团都有差别，总是一个运动的状态。
叶小纲：我们做的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音乐，我们跟世界上现代音乐没有技术上的差距问题；而且我们的音乐出来和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不一样，具有中国特色。
周龙：这批中国作曲家大胆地将中、西、古、今技法熔为一炉，又形成了各自独特的个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创作发展的趋势。他们的作品在国内外引起了一定反响，也引起了音乐界的争论。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这批作曲家，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他们体现了一种新的观念和时代精神，同时下意识地闯出了众多创作道路中的一种。
但这个创作群体又各自随流，有崇古拜先、乐于文人情趣的作品，有轰轰烈烈一次性庆典式的制作，有追求当代文学与实验剧场的结合，有潜心于小型室内乐或大型管弦乐之创作，有适应市场收益的影视配乐，有综合媒体或大小型舞台音乐剧（歌剧）等等。这些创作，无论是在审美上的差异，还是在表现上的需要，至少都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年代从一个方面代表了一种重要的创作思潮和实践，但它不能完全代表今天的中国作曲界。
瞿小松：一开始西方注意到中国作曲家的时候，比如说荷兰，就不是异国情调的问题。仅仅不同是不够的。在欧洲走走就感觉到，他们的文化，如同中国的文化，古老而且充满细节和精致的品位。这样的文化要接受另外一种文化并不容易。首先你得有精到的品质，然后你得有独特的个性。精到的品质和独特的个性，是不同的成熟文明能够长久相互吸引的基点。如果仅仅凭异国情调的新奇感，顶多能持续一两年，不可能为人类的文化增添新鲜的生机。但作曲家之外的音乐天地极其广阔，无穷无尽，音乐形态各种各样，丰富得很。
「时代的印记」
“大家都一根筋地往前走”
新京报：作为“文革”后第一届中央音乐学院的作曲系学生，你们在今天都各有成就。你如何看待这个特殊历史背景对你的影响？
郭文景：说实在的，作曲非常累，拿着铅笔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写，我相信在我这个年龄还这么做的人非常少。但我是中了刘索拉的咒语“你别无选择”，没办法。
刘索拉：他们代表一个时代：经历了“文革”的动荡，经历了80年代的文化开放，经历了在西方的“全球文化”、“第三世界文化”地位的“政治正确”规范，又经历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他们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做音乐，无论境遇好坏，没有放弃过，且越战越强，所以他们的音乐轨迹是非常多重的，并且带着这种多重文化的背景来创作和思考个人的风格。
从他们的作品中，你能听到对准确掌握音响和个人风格的长期探索和挣扎，每个人都很顽强地要在强大的现代音乐系统中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的追求没有那么强烈。这可能跟我们生活得不容易有关系。当时，大家有点一根筋地往前走，不要命地往前走。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专业精神。
瞿小松：我当过知青，跟山民干活，跟山民相处，简单的人和简单的人在一起，很舒服。20岁当知青时，有个偶然的机会学识五线谱，印象中我记不得有任何困难就学会了，从那天起我开始接触音乐。那一天我很兴奋，走在街上觉得“老子跟你们都不同”。觉得以前玩过的没有一样那么好玩，让我每天都兴奋。这种兴奋一直持续那么多年。当音乐越走越深，会有别的感觉。我有感恩的心情。音乐跟我的生命连在一起，每个阶段有不同的启发，生活的启示、空中的启示，启发我往深里走。但当我在山里走，则什么都不想，跟野兽一样。
陈其钢：我们这班同学很了不起。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有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给大家留下的烙印和包袱，有些人因为这个包袱抬不起头来，有些人变得更有胆量。现在有时候谭盾到巴黎，演出之余有时间的话，会打电话过来，我们一块吃顿饭。
新京报：但是与电影界同期成长的“第五代导演”比较，这批中国现代音乐家所受到的关注度似乎有点太少。
刘索拉：音乐不是电影，电影是大众艺术，音乐是抽象艺术，尤其是现代音乐。不了解中国的现代音乐，不是音乐家的尴尬，是音乐爱好者的尴尬。普通人无法接触到中国的现代音乐，是中国目前的文化活动还不发达的缘故。
「开放的作品」
颠覆不是目的，只要找到自己的声音
新京报：作为学习西方音乐的中国人，你们的创作通常要寻求一条兼顾东西方的路，这条路好走吗？
周龙：最初在纽约，文化如同万花筒。现代、后现代音乐以至各种音乐流派一时冲昏了头脑。在头两年中创作失语，什么也写不出来了。陌生的环境里，你已经“一无是处”，国内曾经拥有的一切，在这里全部为“零”，一切必须从头开始。不可否认，在寻找东西方文化的结合点上，我曾经非常苦恼。
瞿小松：我的情况是，走到某个阶段，觉得西方的那一套不够用了，不太帮得上忙了，就会去寻找新的东西。音乐是时间艺术，在时间过程中展开。西方作曲家音乐中体现的时间状态和在全世界范围内非作曲家音乐里体现的时间状态很不一样。非作曲家的音乐，像中国的古琴音乐、印度的古代音乐，完全松弛，是极其自由的时间状态，这在西方作曲家的作品中从来没有。我从中学到了很多，并觉得自己跟这种状态更亲切、靠近。我写音乐，不是第一人称。受了触动，保持自己尽可能的干净和单纯，最后把它变成音乐形式。现在想把它变成文字形式。
新京报：最初在学院里学到的，跟后来的创作是一种延续还是颠覆？
瞿小松：作曲其实到后来，学院的只是一个基础，然后慢慢离开。但我不大喜欢“颠覆”这个词，一个诚实的艺术家和一部好的作品是一个很自然的状态。比方说毕加索，早期的“玫瑰时期”和“蓝色时期”，他对色彩的感觉非常敏感，走到后来的“立体主义时期”，是因为他从非洲木雕那里体会到一种新的状态。当时的巴黎风靡非洲艺术，毕加索对时兴的东西反感。他看了朋友的木雕收藏，觉得非洲木雕跟美没关系，那里的人把敬畏融入了进去。某种东西触动，某个机缘觉醒，这时习惯了的形式已经不再适应，于是新的手段和形式产生了。而这些手段和形式并不是目的，所以目的并不在颠覆。
刘索拉：我从青少年时期就接触到摇滚乐，所以性格受到影响。音乐并不仅仅是在学院里，也并不仅仅是由作曲家创作的。真喜欢音乐就不能局限在一种音乐形式里，因为做音乐的目的不是为了保持尊贵的音乐大师地位，而是充分享受和理解这种上帝赐给人类的特殊生命状态。不同的音乐形式是音乐发展的必然趋势，大家各自找自己的声音吧。
「乡情」
在新诠释中发展出活的传统
新京报：瞿小松和周龙，你们选择在这次音乐会上演出的《草书》和《钟鼓楼》，都有着浓厚的民族意境。你们创作是不是经常心怀使命感？
瞿小松：《草书》节选自《云门舞集》的配乐。我跟林怀民大概1991年在纽约认识，我们一见如故。1993年林怀民邀我合作，但我刚好接了瑞典委约写歌剧《俄底浦斯》，我就欠了他一大笔债，直到2000年他又邀我写《行草》。之前看他的《流浪者之歌》，感觉他正在变。后来看《水月》，觉得已入化境。书法是《行草》的一个由头，落笔写成音乐，做到后面感受比较多的是书法的吐纳，写字前的状态，像王羲之的“笔前意”、欧阳询的“澄神静虑”、蔡邕的“气不盈息”。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见过怀素的《自叙帖》，从第一笔到最后一笔，真是大气绵绵。有些写得很好的小楷，千字走转，一笔不乱。那是一种特别沉稳的呼吸，极其从容的境界。
周龙：乡情是旅居海外人们的一种特有情感。也许是从小影响所及，从进校后开始创作，我的音乐大多表达一种个人情怀。也有思古人之幽，感怀大自然。大量作品的音乐灵感来自于唐诗宋词及中国古典文学题材。很少与大事件，大人物融会贯通。时至今日，盛唐时期的辉煌穿越千百年时空，依然对我的创作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虽然我现为美籍，我并没有改变，我们身上的中国传统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是凝固了的东西，简单地复制和失真地再现对创作而言并无意义，而凭空的发明在艺术领域中并不存在。关键是如何较完美地发掘传统，并在新一代的诠释中发展出活的传统，也就是在民族文化史的长河中保持一种延续性。音乐创作无论是继承传统或是打破传统，终究要基于这个传统。“承前启后”，听起来是有点使命感。一个艺术家不任市场文化主宰，不随大忽大悠左右，在当今社会是件不易的事。如果能将这点看透，潜心创作也就可行了。
「个性」
作曲家谈作曲家
苏夏（郭文景和周龙的导师）：郭文景有种中国的作曲家里很少有的独特性格。放在音乐中便是独特的音乐语言，表达多样化而深刻。周龙有耐性的特点反映在音乐上，就是作品写得很细腻，他所有的地方都一点一滴写得清清楚楚，很干净、细致。
郭文景与谭盾各有特色。郭文景从厚度上有更多考虑，擅长史诗性创作，大作品都有哲理性思考，因而带有某种英雄主义的色彩。谭盾也很多样化，有中国特色，也美国化，他的特色是致力于让现代音乐更容易被人听懂，有点像历史里面的易中天。他的很多表现手法吸收了外国特点，但曲调是有调性的，有清楚的旋律，而且旋律比较通俗好听。谭盾很多是出于“好玩”，将民歌和大提琴放一起，琵琶和女孩唱歌放一起，而且喜欢搞得轰轰烈烈。
郭文景：苏夏老师对谭盾和我的比较也不无道理。我追求的是悲剧性、力量的东西，我在音乐中标题的取法，概念跟词牌、曲牌差不多，是要提供一个意境。我也追求更多听众的意见，但我对音乐有比较严格的边界，谭盾那天的《7，6，5，4，3，2，1》里的大提琴独奏，如果闭上眼睛是出不来特别效果的，需要结合视觉。我的还主要限制在听觉的范畴内。
瞿小松：我们称为现代主义的音乐，是欧洲人想摆脱他们18、19世纪所建立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尤其是浪漫主义。虽然有了些新的自由，却也有很多不自然的东西，规定很多不可以做的事。艺术应该是完全自由的，就像生命本身，如果限制了，等于捏着鼻子，只用嘴巴呼吸，整体就不通畅了。现代音乐里有这种现象，特别专注语言形式的新。西方有句话：“太阳底下无奇迹”。一切本来都存在了，不过在选择时重新组织而已。
关于音乐，贝多芬有句话我依然认同：“好的音乐，源于心，达于心”，也就是直指人心。如果这种特质丢失，音乐就变成了音响的智力游戏。这是西方的现代音乐界非常严重的状况，几个人在玩自己的游戏。人各有所好，一小拨人对这游戏感兴趣，跟着加入。我觉得中国作曲家还是有人没陷入这种状态。
那天的音乐会我喜欢谭盾的《7、6、5、4、3、2、1》，很轻松，很调侃，很聪明，你可以听到爵士的东西，但又不是爵士。虽然是“现代音乐会”，但已经跳脱出了“现代”的牢笼。叶小纲的《马九匹》，声音把握很好，也轻松。这两部作品，时间分寸感都很好，见好就收，不啰嗦。
周龙：陈怡是个极具天分的音乐家。她有固定音高听觉，这不论对作曲家或演奏家来说都是一自然强项。她一向乐于助人，在中央音乐学院做学生时，由于小提琴视谱快和技术好，经常帮班里同学试奏新作品。陈怡融会贯通东西方文化，打破传统疆界，十五年来在世界音乐舞台上以现代风格与形象出色地弘扬了中国文化，而且影响广泛。她了解世界当今现代音乐创作的形势与专业水准，希望能带动更多的同行及学生在国际上做贡献。陈怡是位多产作曲家，她的作品被演奏得极为频繁，这在专业作曲家当中很少见。我对她的成就深感骄傲，当然她对我的要求便会很严格。
名片
陈怡和周龙
陈怡：1953年生于广州。2001年获全球金额最高的作曲家奖艾夫斯作曲家奖，是首位在美国主要州立大学音乐学院获得终身特级教授职位的华裔作曲家。
周龙：1953年生于北京。1985年赴美。现任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堪萨斯城音乐学院全职作曲教授。2003年，获美国文学艺术院终身成就奖。瞿小松
瞿小松：1952年生于贵州。毕业后留校任教，1989年赴美。自1999年回国后在上海音乐学院任教。1993年以歌剧《俄狄浦斯》赢得世界声誉。陈其钢
陈其钢：1951年生于上海。1984年赴法国深造。2004应聘为斯特拉斯堡爱乐乐团驻团作曲家，成为法国音乐历史上第一位非法国人获此殊荣者。张丽达
张丽达：主要作品有影片《西洋镜》音乐，《喜马拉雅交响曲》等。作品曾被意大利那不勒斯广播交响乐团等演奏。郭文景
郭文景：1956年生于四川。现为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纽约时报》称郭文景是“惟一未曾在海外长期居住而建立了国际声望的中国作曲家。”谭盾
谭盾：1957年生于湖南，1986年赴美。1983年成为第一个获得国际大奖的中国作曲家。先后获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格莱美奖。刘索拉
刘索拉：1955年生于北京。1985年发表中篇小说《你别无选择》。1988年后旅居英国，后定居纽约。2003年后回国。1997年在纽约成立音乐制作公司及乐队。现任德国世界文化议院的国际顾问成员。叶小纲
叶小纲：1955年生于上海。1987年赴美留学。1995年，签约德国“逆特”音乐出版社，成为其成立250年来签约的第一位中国作曲家。现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专题采写/本报记者 张璐诗
专题摄影（部分）本报记者 郭延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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