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 许玉芬
本报驻宁波记者 李 军
本报讯“安居才能乐业。建设基层平安,形成和谐社会,这是群众利益的一大体现。”昨天,浙江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夏宝龙在宁波说了这样一番话。
观摩完宁波的基层平安创建成果后,我省各地市政法委掌门人和平安办主任,对这番话有了更深的理解。
昨天,全省深化基层平安创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工作座谈会在宁波召开,省内11个地市的政法委负责人和平安办主任第一次聚在了一起。
场景一
“王阿姨,去江东吗?我要去接孩子放学,顺路坐我的车吧。”每个周五下午4点半,京华苑的邱女士总会到旁边宁兴小区的王阿姨家门口打个招呼。
在别人看来很不可思议的事,在这两个非亲非故的人身上已经成了习惯。
范本解析:
“这就是我们首创的顺风车站。”海曙华兴社区党总支书记裘丽萍至今还有些自豪感。
华兴社区由宁兴、京华苑和海光新都三个小区组成,小区的住户大都是老年人和失业人员;而京华苑大部分是私营企业主;海光新都则聚居着很多白领阶层,私车占有率比较高。年轻车主车上常有空座,而老年人却汗流浃背地挤公交车。这样的情形看得多了,裘丽萍有了一个想法,何不让有车一族为顺路的老人提供搭便车的服务呢?
仅仅一年时间,社区就形成了一支28辆车的顺风车队,并自主和社区内行动不便者结对。
现在,搭顺风车已经成为社区居民的习惯,居民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
会议间隙,嘉兴市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杨敏拉着裘丽萍,把顺风车站的前因后果摸了个透。
“简单的顺风车站,起到的效果可能是其他很多方法还达不到的。”杨敏眉头微皱,显然陷入了沉思。
在曾经从事过社区工作的杨敏看来,社区工作是其他一切工作的细胞,“它是最直接的居民组织,它的形态直接影响到街道、城镇乃至整个城市。”
作了大概的了解后,杨敏说这是社区工作者把“家”的概念扩大到了整个社区,是建立一种新的邻里关系的一个载体。
“愿意搭载的车主路过顺风车站时,会出示笑脸娃娃,以此表示愿意承载搭车的邻居。那些被帮助的人,他们最好的回报就是去帮助更多的人。居民间从素不相识到互相沟通,传递了亲情。”
在杨敏看来,社区内居民的人情味浓了,邻里关系和谐了,居民的文明程度也潜移默化中得到提升,这就是最根本的和谐。
场景二
2003年3月27日晚,3位社区保安在惠贞书院附近发现了6名可疑男子。
6人做贼心虚,慌不择路冲进了天一广场。
广场保安人员通过监控装置清晰地掌握了他们的活动路线,在民警的指挥下,近百名保安队员演了一场“老鹰捉小鸡”,歹徒全部落网,宁波最大的系列性保险箱撬盗案随之告破。
范本解析:
面积20多万平方米,近300家各类商铺、饭店、娱乐场所,节假日每天人流量近20万左右。在繁华热闹之下,宁波天一广场面临的是巨大的治安压力。
海曙区委政法委副书记姜洪心里清楚,治安管理单靠有限的警力是无法达到目的的。政府、企业、民众,三者联动,就是他们想到的好点子。除了社区警务室之外,广场共成立了7支治安管理队伍。
而在技术防范方面,天一广场经营开发公司建立了一套覆盖整个广场及附近街面的电子监控系统,实时监控。
一系列动作起到了效果,天一广场区域内抢夺、拎包等案件明显减少,广场商业网点的出租率由开业初期的67%立即上升到95%。
昨天的会上,温州市瓯海区委政法委副书记李成华和宁波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王永年谈得很热乎。
在李成华看来,温州许多地方和宁波相似。“就拿商业街区来说吧,温州的五马街商业区,盗抢案件多发,面临的治安压力不比宁波天一广场小,可否借用宁波的经验呢?”
李成华说,不光温州,每个城市的繁华商业区都是治安案件的多发地段。如何最大限度地保证治安措施的落实,把区域内的各股治安力量充分发挥出来,就是一个很值得商讨的问题。
“宁波天一广场的治安管理经方法和经验,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除政府之外的企业和民众这两部分社会力量。”显然,李成华非常赞同宁波的这套做法。
专家解读
要学习的
是一种创新型的思维模式
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 杨张乔
这两个基层平安创建的案例,有着很深的“宁波烙印”。
第一个社区顺风车,打的是温馨牌,以顺风车站为辐射点影响社区内的邻里关系。
搭车本身只是个载体,但这个载体运用得非常好,用一种大家都乐意接受的方式,把原本分开的,不相连的居民个体联系到了一起,最终营造了和谐的邻里关系。
第二个商业区治安管理,更具宁波特色。
治安防范是面向公众的产品,不仅依赖于公安机关的管理、指导,也依赖于文化传统和社会化模式的合拍,依赖于民众的政治文化。引入民间机构,吸引公众参与到社会治安防范中来,对公安机关来说,未必不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以上两个范本,都具有很强的创新性,也具备可复制性,并不是一种很复杂的方法和系统。这些做法在全省各地都可以进行有效尝试,但我们讲的不是单纯的照搬照抄,而是要学习宁波在创造和谐社会上的一种创新型的思考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