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1920年诺贝尔文学奖角逐的，共有世界文坛15名强手。两年前，挪威小说家汉姆生第一次被提名，但1918年并没有评选。两年后，终因他的好朋友——瑞典文学院的常任秘书卡尔费尔特和另两位院士的出面奔走，而使其得以顺利通过。 对于常任秘书的大力协助，汉姆生当然深为感激。因此，当他从授奖庆典上捧回大笔款项（支票）回到下榻的旅馆时，坚持要把这笔钱与卡尔费尔特和另一位院士对分，但遭到婉言谢绝。继而汉姆生扬言要把支票和奖状送给旅馆的服务员。可是，他又把支票和奖状弄丢了。结果，第二天人们在电梯内找了出来。 看了这样的闹剧，你大概就会和我一样，觉得鲁迅先生把诺贝尔文学奖看得过于神圣了——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可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鲁迅先生的这番话颇有道理；但是，时间过了70多年后的今天，我认为这番话有修正的必要。我的意思是，非但鲁迅配拿诺贝尔文学奖，梁启超也配，林语堂、张天翼、沙汀、李人、路翎、闻一多、徐志摩、钱钟书、徐等等，都配。老舍、沈从文没得诺奖，实在太可惜。当代作家中，马悦然先生认为莫言、李锐、曹乃谦都不错，那就早点把奖颁给他们呀！ 在今年的诺奖揭晓前夕，我正在看席慕蓉的散文集《透明的哀伤》，好几次都禁不住要流下热泪。张晓风的文章也经常让我赞叹不已。我想，如果让这两位作家获奖，也完全是会为诺奖增光的，尽管她们很可能入不了瑞典文学院院士们的“法眼”。 其实，文学到了一定层次，就没有高下之分，而只有风格之别。把同样出色的作家拉到文学法庭上审判，非要分个输赢，不仅残忍，而且愚蠢。舒芜在一篇文章里，非要说丰子恺比周作人低一个等级，简直快把我气疯了！历史上，郭沫若为了迎合领导的意图，把李白抬到天上去，而把杜甫贬得一无是处，不是已成为一个笑柄了吗？ 人真是可怜的怪物：视野这么窄，却又都这么自以为是。帕慕克获奖后，身在瑞典的国际笔会中文笔会秘书万之先生在《南方周末》上撰文，说“像帕慕克这样五十出头正当盛年就获奖，实为鲜见。在历史上，只有法国作家加缪得奖时比他更年轻”。其实我们查一下资料会发现，比帕慕克54岁得奖更年轻的，除了加缪还有好几位：吉卜林42岁，温塞特46岁，刘易斯45岁，索因卡52岁，布罗茨基47岁。我并没有指责万之先生的意思，我只是想指出人的有限性。瑞典文学院的18位院士，他们对世界文学的了解有多少呢？沧海一粟而已！纵观诺贝尔文学奖100多年的历史，只有100名左右的获奖者（几乎每年颁发一次，但因两次世界大战而停颁了7年；一般每次一人，也有个别年份由两人分享）。但是依我看，在光是用中文写作的人里头，配得此项奖金的人起码有1000人吧？如果没有“文革”，这个数字还会更大。而结果呢？我们只有一人获奖。这样的比例，只能让我们想到街头的彩票——天知道好运何时会降到我头上呢！所以，当今年的诺奖揭晓，宣布幸运儿是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时，我颇有些失望——怎么还不是我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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