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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瑜 著
简介
中国落后于西方，始于明朝。当西方开始逐步走上工业化道路时，明朝在忙什么呢？《看了明朝就明白》是一本“左手说历史、右手评现实”的史学札记。本文节选自书中《吃他娘……》一文。
300多年前，中华大地遍地哀鸿，饿殍随处可见。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率兵进军河南后，受到广大饥民的热烈欢迎，儿童们高唱：“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3）这“吃他娘”三字，耐人寻味。译成今天的口语，即：“他娘的，吃吧！”或“吃他妈的！”这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贫民刮起的一场大规模吃大户的真实写照。事实上，民变队伍所到之处，把官府、豪绅的酒肉狂饮大嚼，甚至在攻克洛阳后，将福王朱常洵的血与鹿血掺在酒中，名“福禄酒”，开怀畅饮（吴伟业：《绥冠纪略》卷8）。如此近乎恐怖的吃喝风，不能不说是对上层权贵及富豪穷奢极侈、大刮吃喝风的惩罚。
民谚有谓“上梁不正下梁歪”。皇帝富有四海，享尽人间美味，自不待言。而在皇权卵翼下官僚阶层的大吃大喝，同样令人瞠目。明中叶后，随着商业的繁荣，政治的腐败，官场吃喝风更是愈演愈烈。嘉靖时权相严嵩与其子严世蕃，不仅生活奢豪，日享珍馐百味，连尿壶都是金、银制成的。而且每当贪赃受贿满百万两，就大摆宴席以示庆祝。严嵩垮台后，从他家抄出的金酒杯、酒盂、酒缸的重量，不下1．7万多两（佚名：《天水冰山录》）。严嵩被多数史家视为奸相，形象丑恶；而万历初年的名相张居正，被史学家公认为是一代政治家、改革家。然而，此公在大刮“吃喝风”方面，并不比严嵩之流逊色。其父病逝，他奉旨归葬时，坐着32人抬的豪华大轿，“所过州邑郡，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居正犹以内无下箸处”（焦竑：《玉堂丛话》卷8）。饱食思淫乐，他因姬妾众多，生活荒淫无度，大吃补药、丹药；彼时肉食者将海狗肾奉为至宝，“宦青登莱者求之而不可得，真者价值六十金”（李绍文：《云间杂识》卷2）。刚好守海名将戚继光与张居正有谊，送给他不少海狗肾，致使“终以热发”，“竟以此病亡”（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1）。据说，张居正“死时皮体燥裂，如炙鱼然”（谢肇《五杂俎》卷11）。真是目不忍睹，状极瘆人，堪为胡吃豪喝者戒！
权臣如此讲究吃喝，下属官吏自然竞相效尤。明代本来就官员冗滥，多如牛毛，吃喝风盛行的结果，导致厨师供不应求。成化以前，仅光禄寺即有厨役6384名，成化十年（1475），又添500名，成化二十三年，太监山青又奏添1000名（《明经世文编》卷44，第340页），真乃何其多也！宣德四年（1429），宣宗曾指出：“近闻大小官……沉酣终日，怠废政事”（余继登：《典故纪闻》卷9）。其后，京师六部十三道等官，更作长夜之饮（陆容：《菽园杂记》卷14），真是夜以继日了。
吃喝风从官场吹向民间，败坏了社会风气。人们不仅越吃越讲究，排场也越来越大。而搜求四方佳物，恨不得食尽天下珍馐的情形，时人谢肇的记述，最为生动：“穷山之珍，竭水之错，南方之蛎房，北方之熊掌，东海之鳆炙，西域之马奶，真昔人所谓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费，竭中家之产不能办也。”（《五杂俎》卷11）屠宰牲畜，“多以惨酷取味，鹅鸭之属，皆以铁笼罩之，炙之以火，饮以椒浆，毛尽脱落未死，而肉已熟矣。驴羊之类，皆活割取其肉，有肉尽而未死者，冤楚之状，令人不忍见闻”（《五杂俎》卷11）。如此虐待动物，人道、兽道皆荡然无存矣。从正德、嘉靖间开始，凡宴会都有乐队，并请专职厨子司其事（顾起元：《客座赘语》卷7）。而北京的筵席“以苏州厨包办者为尚，余皆绍兴厨人”（史玄：《旧京遗事》）。这样，对烹调技术的要求，必然越来越高，口味越来越刁。明末的江南才子张岱，不仅尝遍四方风味，食时也极为考究。如吃蟹，“从以肥腊鸭、牛乳酪，醉蚶如琥珀，以鸭汁煮白菜如玉版，果以谢桔、以风栗、以风菱。饮以玉壶冰，蔬以兵坑笋，饭以新余杭白，漱以兰雪茶”。明亡后，他结庐山中，布衣蔬食，回想当年吃蟹情景，不禁喟然叹曰：“真如天厨仙供，酒醉饭饱，惭愧惭愧。”（《陶庵梦忆》卷8）明末另一位著名才子冒襄，其妾董小宛不仅风姿绰约，是一代名姬，且为烹调好手，制小食品、甜食尤佳。董小宛谢世后，冒襄回忆与她的九年生活，痛心疾首地说：“余一生清福，九年占尽，九年折尽矣！”（《影梅庵忆语》）
张岱、冒襄，都是富室，家产丰厚。那么，小民百姓又如何？同样深受吃喝风影响。明人小说写普通商人蒋兴哥之妻三巧儿请薛婆子吃便饭，不过是两人共食，各种荤菜、素莱、果子，竟摆下16碗之多（冯梦龙：《喻世明言》卷1），可见一斑。不少人家连办丧事也“大设筵席，盛张鼓乐，广召亲室，多至十余日，少亦不下五六日”（薛冈：《天爵堂文集笔余》卷2）。
社会风气败坏的另一个方面，是助长了送礼、“走后门”的歪风。万历时，南京文人周晖在除夕前一天外出访客，至内桥，见中城兵马司前手捧食品盒的人，挤满了道路，以致交通堵塞。何以故？原来“此中城各大家至兵马处送节物也”（《二续金陵琐事》下卷）。当然，对于位居要津的权贵们来说，食品盒又何足道哉！万历中某侍郎收到了辽东都督李如松送来的人参，竟“重十六斤，形似小儿”（谈迁：《枣林杂俎》中集），如此奇珍，该又价值多少！《金瓶梅》第四十九回描写清河县提刑千户西门庆，为了跟蔡、宋二御史拉关系，请他俩赴宴，一桌酒席竟费了千两金银，真是挥金如土。
不过危害更大的方面，是吃喝风加速了政风的腐败。明代官俸最薄，《明史·食货六》有谓“自古官俸之薄，未有如此者”。洪武二十五年（1392），更定官禄，正一品月俸米87石，从一品至正三品递减13石，从三品26石，余递减，正七品至从九品递减5斗，至5石而止，自后虽历朝有些变化，但大体视此制为永制。成化初年，米一石折钞十一贯，是一石米仅值二三十钱。显然，如果让官们自掏腰包那样大吃大喝，一桌饭足以使他们倾家荡产——当然，这还是指只靠俸金生活的清官而言，而有明一代，真正的清官，又有几人哉？再则，成天琢磨吃喝，醺醺然，昏昏然，还有多少心思从政！而有的封疆大吏，为了讨好皇帝，在吃喝上大做文章，更使政风日颓。如弘治时的丘，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政绩尚佳，却挖空心思地制成一种饼，托宦官敬献孝宗，但制法却又保密，致使孝宗食后大喜，下令尚膳监仿制，司膳者做不出，俱被责。对此，连当时的宦官都看不惯，说：“以饮食……进上取宠……非宰相事也！”（陈洪谟：《治世余闻》下篇，卷1）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吃喝风在明朝城乡的达官贵人、富商缙绅，甚至小康人家的餐桌上愈吹愈猛之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贫苦农民，又吃些什么呢？笔者在拙作《一碗粥装得下半部历史》中指出：“如果以稀粥来划分中国的历史，2000年来，不过是大多数人尚有稀粥喝的时代。如果大多数人连稀粥也喝不上，不得不改变现存秩序，争取能再喝上稀粥的时代。”“倘若各种矛盾激化，人祸、天灾交织，农民连稀粥也喝不上，并吃尽了附近的树皮、草根，就会形成庞大的四处觅食的队伍，最终揭竿而起，烧毁‘酒肉臭’的‘朱门’，把皇帝也拉下马，直至在新的王朝中，再回到农村，慢慢安定下来，重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是历代王朝唱的老调子，明朝不仅毫不例外，事实上更典型。最后，在饥民大军“吃他娘”的喧嚣声中，“呼啦啦似大厦倾”，大明王朝土崩瓦解了。
值得注意的是，吃喝风古虽有之，于今为烈。竟有人一桌饭菜花去35万元人民币，真是热昏。而官场吃喝风的蔓延，更使识者深忧之。据悉，全国一年用公款请客吃喝的花费高达1000亿元人民币！愿300多年前吃喝风的悲剧结局，使国人有所思有所悟。
不眠忧吃喝，此风何时息！
金生叹（作者笔名——编者注）先生曰：这1000亿元人民币的数字，是十几年前媒体披露的数字。时下少说也要翻一番。倘用此公款的十分之一办希望小学，多少穷乡僻壤的失学儿童及其家长，将为之雀跃欢呼！然而，我的这番话恐怕与梦话一样，有啥办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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