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新闻中心记者工作区，《环球时报》记者看到，十几位非洲同行在电脑前忙忙碌碌，有的在赶当天的稿件，有的在网上查资料，有的在向国内传送视频新闻，也有的在埋头阅读论坛组委会所发的介绍材料。整个工作区里只听得见打字和接电话的声音。这些专程从另一个大陆赶来的记者如何看待今天的中国，对本届论坛又有着怎样的期待？
喀麦隆记者的小麻烦
来自《喀麦隆论坛报》的记者科米塔·理查德遇到了一个小问题：他不知道该怎么给手机充值。 因为充值卡背面的使用说明是中文的，这让熟练掌握好几门外语的科米塔抓了瞎。在《环球时报》记者的帮助下，他总算成功地充入了100元话费。
“我周一刚到北京，这两天感觉最不方便的就是语言障碍。”科米塔告诉记者，“虽然新闻中心里的工作人员英语都很流利，在宾馆和大商店里也能碰到会说英语的人，但要想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交流还是很困难的。”
科米塔是第一次到中国来。北京的繁华和活力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去过日本、美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大都会，北京和这些城市相比毫不逊色。”这次喀麦隆派了一家报社、一家电视台和一家广播电台来京参加中非合作论坛的报道工作。除了重点报道论坛主要活动、成果，以及喀麦隆总统与胡锦涛主席的会面外，他还打算在北京的餐馆、超市四处转转，看看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好向喀麦隆读者讲述普通中国人的小故事。当他得知北京的年轻人周末喜欢在后海、三里屯一带泡酒吧时，顿时兴奋起来，当即表示一定要去看看。
他表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短短20多年里发生了如此惊人的变化，实在值得非洲国家好好研究和参考。非洲从中国学到的东西还远远不够，特别是没有真正领会中国发展模式的精髓。他说：“古话说得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衷心希望我们的总统能坦率地同中国讨论本国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也希望中国政府能向我们提供科技援助与支持，帮助我们找到发展经济、摆脱贫困的途径。”
不再只谈当年修铁路
本届论坛的新闻中心设在位于东单的新闻大厦酒店。《环球时报》记者在新闻中心碰到了赞比亚通讯社的制片人乌穆伊玛·穆瓦纳，他和同事就住在酒店的17层。从房间临街的大窗户向外望去，只见淡淡的夜色中，开阔的长安街华灯初上，一辆辆车子像流光划过，马路斜对面的建筑群在白色灯光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气派。
“你看，我有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穆瓦纳微笑着对记者说。他刚从另一家酒店搬来这里，因为这里距北京饭店和人民大会堂两个会场都很近，而且新闻中心就在二层，随时可以掌握最新发布的消息。
据了解，赞比亚派了一个4人采访组参加本次会议，包括文字记者、摄影记者、制片人和摄像。他们每天都要向国内的电视台和报社发送论坛的相关报道。穆瓦纳表示，他们最感兴趣的是论坛取得的成果，同时也很关心中国和非洲领导人将采取哪些方式确保北京峰会上达成的协议得到彻底落实。
穆瓦纳介绍说，近年来，赞比亚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呈双向流动的良好态势，不仅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进赞比亚，在农业、纺织、矿产、城市建设等领域进行投资，赞比亚商品也开始大量涌入中国，特别是铜类制品等。这次共有13家赞比亚企业来华参加中非合作论坛，并将在6日－7日举办的“非洲商品展览会”上向中国采购商展示和推介自己的产品。“现在和中国人提起赞比亚，我们不再只谈当年中国帮助赞比亚修建铁路的那段历史，而更多地聊起两国互利互惠的现在，展望合作共赢的未来。”
非洲记者眼中的“中国威胁论”
好几个非洲同行告诉记者，过去3年里，去他们国家的中国人比以前明显增多了，而且也不仅限于公司负责人、工程师、餐馆老板等传统职业。在喀麦隆街头，中国人甚至卖起了当地人爱吃的甜甜圈，还把摩托车带到了喀麦隆的乡村。如今，当地村镇的小路上和巷子里到处跑着来自中国的摩托车。
然而，大部分非洲人并没有因为中国人的到来感到恐慌和不安。许多中国企业到非洲国家承包工程，除了管理和技术人员，其他岗位一律雇用当地人。中国纺织品、小商品和家用电器的涌入也给当地老百姓带来了看得见的实惠，它们不仅在价格上具有优势，而且比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商品耐用。
加蓬电视台的一位记者表示：“西方媒体对中国在非洲投资和建设的批评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一些老牌殖民国家担心非洲在中国的鼓励下会变得不听话，所以片面强调民主和人权对非洲发展的重要性。可现在的问题是许多非洲国家还没解决温饱问题，总不能让人饿着肚子谈民主。在遭受贫困困扰的情况下，非洲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而中国在这方面比一些西方国家对非洲的帮助更大。”
当记者离开新闻中心时，在工作区外安静的门廊里看见一位非洲同行正对着话筒默念一份新闻稿。我们相视而笑，用眼神道别。▲ (责任编辑：王永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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