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洪峰再一次出名，不过这次不是因为作品，而是“行为艺术”———因抗议在职的沈阳市文化局停掉他每月2000元的工资，他走上街头行乞，并在牌子上注明自己的身份、工作单位等，引起社会的关注。（10月31日《重庆晨报》）

　　洪峰绝对是一个炒作高手，试想：一位曾被认为是文坛虎将的作家，居然街头行乞，而且还公开自己的身份，这不是旷世奇闻吗？想不引起轰动都难。表面上，事件是由洪峰与沈阳市文化局之间的纠葛，是个案，但却暴露了中国作家深层的问题：“圈养”危机。

　　“圈养”，本来是人类驯化动物的一种手段，把野性十足的动物围进圈里，投以饲料、净水，让其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经过一代两代甚至数代的圈养，它们身上的原始野性就会褪化得一干二净，变得低眉顺目，成为人类的牲畜、宠物。

　　对于作家而言，也一样，“圈养”虽然可以让作家们衣食无忧，甚至养尊处优，但对于创作来说则未必是幸事。许多作家，“在野”之时，板凳一坐十年冷，写出一些好作品来，而一旦有了成绩被“招安”，入了编，从前深入社会、体验生活的那股劲早就被体面的生活消磨殆尽，离火热的生活也远了，底层意识不见了，人文关怀没有了，再也写不出有深厚生活积淀和深层关怀的作品来。

　　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终其一生追求“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足见“自由”、“独立”对于人文科学之重要性。巴金在他的晚年著作《随想录》还有专门的篇章论述“创作自由”。自由之不可得，还谈什么独创、出新，还谈什么百花齐放？

　　这是从作家、作品的角度出发论“圈养”之害。从现代公共理论考察，“圈养”作家也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持。政府运用公共财政给作家发工资，可视为把文学作品当做公共物品进行赎买，但文学作品是不是公共物品？值不值得用纳税人的钱去购买？我认为值得商榷。文学作品与其他绘画、电影、电视等文化、精神产品一样，虽有一定的公共特性，但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公共物品；况且，文学创作是非常个人的事，在市场经济时代，其整个流程都已经非常市场化，政府完全没有必要用公共财政进行购买。作为纳税人，我们有权问：用我的钱付给作家，他们免费给我们提供产品了吗？

　　作为创作者，如果你的作品，真正能够打动人、吸引人，读者愿意掏钱购买，在市场经济时代，你完全可以做独立作家，优雅地生活，不然就放弃，不要渴望被“圈养”，当挂名作家，欺世盗名，害人害己。（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