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没有得到任何赔偿

　　“我被放出来后，根本没有人理我了，更没有什么赔偿的事，难道无罪关我8年就这么算了？”赵新建说，判我有罪时有判决，没有无罪的判决书能算我无罪吗？这样的话，我该告谁，证据又在哪里？我背负的“杀人奸尸”罪名谁给挽回名誉？

　　长达8年的关押，从19岁到27岁，赵新建把最美的青春时光留在了大墙内，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了极大伤害。他的家庭和亲人受到的伤害也十分巨大。记者在赵新建的家看到，他家一贫如洗，低矮的房屋因无钱修缮，遇到下雨还漏雨。赵新建坐在门前凳子上，呆呆的，显得无助和悲凉。

　　对于赵新建案件，亳州中院一负责人说，“当时办这个案子时，我就批评主审法官这样办会有问题，还把主审法官批评哭了。”

　　对于赵新建的赔偿问题，他们说，会按国家赔偿法给予赔偿，“但狮子大开口是不行的。”

　　一位办案人员说的话，或许点出了悲剧的根源。他说，“领导催结案，当事人催惩凶。上下两头挤，实在是没一点办法，就想着能尽快结案。面对被害人家属的压力，司法机关不敢随意放掉自己最初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哪怕是证据不足的犯罪嫌疑人。而且，一次次发回重审，当事人家人三天两头来闹，你说怎么办，只能哪边闹得凶往哪边靠一点。”

　　公检法三道关口为何失守

　　赵新建案件在审理阶段就长达数年，期间一审二审经过了多次来回，最终还是没能阻挡这起错案的发生。那么，公检法3道关口在赵新建案件上是如何失守的呢？

　　一提冤案，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案件存不存在刑讯逼供。和其他案件相似，赵新建案也没有置身刑讯逼供的程式之外。不是凶手却承认自己杀了人，答案不言自明。

　　一位资深警官告诉记者，尽管公安机关对刑讯逼供有很多制度约束，但由于办案人员在办案过程中相对独立，约束机制难以发挥作用。

　　就赵新建案件而言，不难发现这方面的痕迹。由于在案发现场，有赵新建的T恤衫、拖鞋、毛巾，赵新建又无法解释他的物品为何会在现场，办案人员在无法排除赵新建嫌疑的情况下，出于思维惯性，极易滑入“有罪推定”的判断之中。

　　一位后期参与调查此案的办案民警说，就常规来讲，现场遗留嫌疑人一件东西，习以为常，遗留两件也不算多，要说3件、4件都同时遗留在现场反倒有些不正常。事实上，据真凶李某某供诉，为达到栽赃的目的，李某某把取得的赵新建的物品丢弃在现场，就是转移警方视线。“办案民警有罪推定思想误导了方向，还有就是快速办案的压力。”

　　著名刑法专家、安徽大学教授唐大森说，盲目追求破案率，成为了一些办案民警的可能选项。他认为，效率和公平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到办案民警的行为方式。对办案民警刑讯逼供取证困难、惩罚无力是刑讯逼供存在的重要因素。我国已经在民事、行政诉讼方面制定了证据规则，“刑讯逼供造成的冤案屡屡出现，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应尽快制定出台。”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所长李小群也认为，从源头杜绝刑讯逼供的发生，既可保障人权和公平正义，也可减少诉讼成本。这就需要确立非法证据的排除机制。虽然刑诉法明确非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采用，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难以落实。

　　在赵新建案件中，亳州市人民检察院曾有一次挡住案件发生的机会。可惜最终这次机会还是错过了。

　　1998年9月17日，亳州市公安局向亳州市检察院提请逮捕赵新建。亳州市检察院审查认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不予批准逮捕。赵新建被释放，变更为对其监视居住。

　　“然而，由于被害人家属不断上访，迫使检察机关撤销了不批准决定，重新批准逮捕了赵新建。”一位知情者感慨说，“这就助推了冤案的发生”。

　　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乃胜说，这样对待民意是一种不理智的表现，说穿了是虚假的政绩观在作祟，“群众一上访，不问事实，抓人判人，一时是平静了，上面不批评了，但有没有考虑可能让无辜者付出生命？”

　　赵新建案中法院这道法律的最后关口失守，是最令人遗憾的。

　　赵新建在法院长达4年的审理中，两次被判死刑，两次被安徽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但亳州法院并没有认真审查案件。最后以“被告人赵新建所犯罪行特别严重，依法应予严惩，但根据本案具体情节，可对其判处死刑，不予立即执行”判了赵新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一位法官对记者说，这样判主要是考虑公安和检察机关，退回去就是错案。亳州中院自己打开关口，怎能防住错案不发生？

(责任编辑：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