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批学者，每年通过“读书论坛”与深圳链接。

　　六年了，前五届的四十多位学者与深圳人照过面，不同的音容笑貌，不同的个人风采，相同的严谨品格，相同的学术滋养。即使时间渐渐流逝，但他们的面孔仍生动地留于人们的记忆。

　　“读书论坛”每年都会开启、落幕，大师、学者与深圳忽远忽近。

　　新城开坛，智者发声，深圳有幸。

　　借第六届论坛开讲之机，留下这一组“面孔素描”，这只是众多面孔中的几张，既曰之“素描”，只能草草几笔，仅记论坛讲演之外的印象，而且必有目力不及之处。兹写于面孔之前。

　　素描之一：大侠金庸

　　请到金庸，着实不易。

　　2004年11月20日，金庸先生抵深，入住五洲。从进房间的第一刻起，“骚扰”者接踵而至，消息真快。

　　晚上，深圳市领导请金庸先生吃饭，席间谈笑甚欢，市委宣传部长王京生国学深厚，与金庸先生你来我往地背起《孙子兵法》，让旁人折服。金庸先生谦虚地对他说：“你的学问比我好”。

　　21日的讲演，顺理成章地火爆，金庸先生纵论历史，大开大合，气度从容。现场对话，充满睿智。

　　第二年，大侠又来。而且是与小说家二月河对话在“历史的天空下”。

　　这是两位的初次见面。金庸先生晚到一会儿，二月河执意要到酒店门口等候。下车见面，二月河说他是金庸迷，金大侠说他最爱看《雍正皇帝》。两人一见如故，携手而进。

　　席间，大家问起金庸先生剑桥读书生活，金庸先生感慨颇多不易，“申请进剑桥读书的规定很严格，高中毕业考试要有5个A才会考虑，我是不符合条件的，高中毕业一个A也没有，大学毕业时正在打仗，毕业证书都没拿，好在剑桥说我有很多国家的高等学府名誉博士的称号，又在大学里当过教授，就算我是大学毕业了。”看大家哈哈直乐，老先生更认真了，说自己是个规矩学生，这次本来没时间来的，只是学校圣诞节给学生放假，自己就来了。

　　二月河说金庸就像其作品里的“老顽童”，率性而风趣，大家纷纷认同。

　　签名大概是金庸先生封笔这么多年来最典型的文字工作，坐在旁边看金庸先生一丝不苟地为别人签名，心里有些不甘。我想起几年前，深圳曾经出版过一本《破解金庸寓言》，第二天，我拿着仅存的几本样书，送到金庸先生房间。先生一看到书名，就笑起来，从旁边堆的高高的书山上，拿过《鹿鼎记》签了两本递给我：“交换”。

　　曲终人也散，我们要送别金庸先生，按惯例把讲课费奉上，先生退了一步，连连摆手，坚辞不受，说：“免了，我无论到哪儿讲课，从不收一分钱。”

　　就这样，我们领略了大侠。

　　素描之二：海量周国平

　　初见周国平，印象与其身份极吻合，话语不多，在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中蹙眉深思，果然一派哲人气象。

　　中午吃饭，在一群人的你问他答中草草收场。

　　晚上则大不同。也许是讲座已完，周先生眉头舒展，一脸轻松，反客为主地拉我们去赴他的私人宴。于是我们去吃蒙古烤肉，康延、二平、黄啸等媒体的朋友均到场。有蒙古长调在耳，我们几乎无法交谈，只能大口吃肉，大杯喝酒，一顿红的白的，周先生开始生动起来，脸色不再阴沉，语调不再低沉，虽然我听不到他说什么，但我知道他说了很多。

　　席间他不断接电话，小女儿的电话。周最早扬名不靠哲学，而是那本《妞妞》，全中国人民都知道了这个失去女儿的愁肠百结的父亲。这次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不断与3岁小女儿通话，不是她打过来，就是他打过去。其言语之轻柔，令旁边的女士们都大叹弗如。

　　为了继续听他的说，我们转移战场。

　　因为有“物质生活”书吧的老板晓昱在场，我们自然来到“物质生活”。继续喝酒，继续醉谈。

　　此时我发现了周先生哲学家之外的特质，比如容易感动。晓昱是个会说话的姑娘，几句话把周先生套牢，她说：“周先生，我上次去北京特别想见你，但我在王府井徘徊了一晚上，每每想给你打电话，又怕打扰你，摁到10位数时，我就没摁下去，于是……”于是什么，晓昱没说，但周先生已经感动得不行，频频朝自己灌酒，好像错在自己。

　　他的酒量让所有人吃惊，夜深，我送他回酒店，他在车上告诉我：“深圳的朋友很有意思，以后要多来。”

　　素描之三：多情李欧梵

　　著名学者李欧梵和太太李玉莹的恩爱，早已从朋友处耳闻，所以已有心理准备。及至见到二位，才知传闻只是小巫见大巫。

　　我们是清晨驱车去香港接他的，从城市大学一坐上车，他就和太太说起了“相声”。

　　“二李老师”之间抓住一切机会，猛烈表扬对方，毫不给对方喘息之机。有时让我等年轻人都感到难以启齿的爱慕之词，也一浪高过一浪地从两位学者兼作家的嘴里涌出。

　　我和坐在后座的朋友有时难免相视一笑，心下觉得，就是蜜月期也不过如此，何况是65岁的“老同志”？觉得戏演得有点“过”。

　　李先生和太太互相激赏之余，当然也忘不了自我表扬，比如李太太说：“他呀，当年是哈佛最不会打扮的教授，你看现在，成了最会打扮的了。”鼓励之色溢于言表。李欧梵先生顺势就答茬儿：“当然这还是老婆的功劳了。”

　　晚上，一帮人去酒吧小酌，仍然见他们恩爱有加。我们已经习惯些了。

　　后来话题谈到幸福，李欧梵告诉我：“像我们俩都是有过失败的婚姻经历，老了才走到一起，这时方明白什么是爱情，才懂得珍惜。你知道吗，我们什么时候最幸福？那就是在家里，我俩一人在一间屋里写东西，忽然同时放下手上的笔，相对大呼老公、老婆，这就是幸福。”

　　听了这句话，我一下子读懂了他们的爱。

　　素描之四：“媒人”余秋雨

　　余秋雨除了是“读书论坛”至今唯一连续三届的坛主，还是“读书论坛”与其他学者之间的“媒人”。

　　记得当时向余先生发出邀请后，很快得到了他的热情回应，刚走完千禧之旅的他，爽快地告诉组委会：无论多忙，一定准时来论坛开讲。

　　获知他的回应，我们又开始得陇望蜀，向他提出了一点额外请求，请他帮我们邀请居住在香港的国学大师饶宗颐，余先生又爽快了一回。他代组委会向84高龄的饶老先生发出邀请，并得到饶老先生欣然允诺。

　　年轻人总是贪心的，此后，我们一发而不可收，每年都在邀请余先生时，搭上这么一个“附加”任务：请他代为邀请著名学者。

　　余先生果然为我们带来了台北著名经济学家高希均，还为我们请来作家龙应台。

　　这几年里，余先生云游世界，回深圳极少，我们与他也就断断续续地电话联系。当然，这还得感谢他的太太，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因为余先生不用手机，所以我们与他的通话，常常通过马兰实现，有时我们戏称马兰是余先生的“接线员”。

　　“接线员”马兰常常让我们感动，她从来不用冷冰冰的拒绝回答我们，总是沉稳地安排着一切，有时余先生身处国外，日程上有冲突，我们着急了，她却胸有成竹地安慰我们：“别急，我来安排。”一句话颇显大将风度，让我们忘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训。

　　每届“读书论坛”，请到人还是第一步，听众多寡才是检验论坛成败的关键。深圳人都很忙，每年我们都为此费尽心思。

　　但余先生的演讲是个例外，他的那一场，我们不必为“出票”操心，也不必为记者不到场担忧。相反，我们的麻烦是票不够，经常对不起索票的朋友。因为余先生总能给我们带来新的见闻、新的体验、新的思索。还因为他总对我们这座年轻的城市寄予厚望。所以，余先生的讲演，总是要用“爆棚”这类用在明星演唱会上的辞藻来形容。

　　素描之五：“劳模”曹文轩

　　在“读书论坛”邀请的所有嘉宾中，北大教授曹文轩无疑是最辛苦的，因为他曾在4天中讲演了7场，创了个小小的纪录。

　　结果到最后一场“正式”报告时，他已成“强弩之末”，一开场，他就开宗明义告诉我们：“我是以大嗓门著称的，但今天我只能小声讲演，因为嗓子彻底撕破了”。为了“撕破”的嗓子，我们对他实施了“倾斜政策”，在主持人发言后，我们把桌上的所有话筒全部归了他，这一招果然有效，全场听众在曹教授洪钟般的嘶哑声音中，领略了他所理解的“真文学”。

　　他把他理解的真文学归纳为四个成语：无中生有、故弄玄虚、坐井观天和无所事事。从这四个成语他生发出许多与众不同的思考和结论。

　　下场后，曹先生跟我说：“奇怪啊，本来我都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发声了，没想到声音还不小，连我自己都被我的声音吓了一跳，你们深圳看来有种魔力，不得了。”

　　顾不得擦汗，曹先生就要上机场，他说北京还有一系列讲演等着他，看来“劳模”是非曹文轩莫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