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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周刊》：我们希望了解是什么支持着您为中国教育事业做的这一切：开复学生网，上千封的回信，大学巡回演讲以及公开信……一般来说，处于您这样位置的人是非常忙碌的，而且外界对于您的热情有许多误解，比如，您的动机，是否在实现您所在企业的商业愿景或者个人的“商业愿景”？还是您将这一切看作您个人的责任、兴趣或者是您工作的一部分？

　　李开复：我对于教育的关注说来话长。1990年，我应联合国的邀请做学术讲座，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在和学生们接触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后，中国的学生留给我的印象是非常聪明、努力和勤奋，但是没有足够好的环境让他们学习，这让我觉得我个人非常幸运。同样是炎黄子孙，但是我有幸在最成功最进步的国家长大，接受最好的教育，但和我一样血统的人却不够幸运。我问自己，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这是一个开端。但那时我能做的也只是跟几名同学保持联系，回答他们的一些邮件，帮他们写些推荐信，不定期回国来做些讲座。后来我加入微软公司，回到中国组建研究院时，发生的一件事带来了一个很大的转变。这就是我在《做最好的自己》一书中提到的那个故事，一名来自中国顶尖大学的同学跟我说：“我以后要跟你一样成功。”我还以为他说的是要做科学家，或是加入好的公司，但他说的是像我一样管人，能够控制一批人，每月发薪水给他们。给我很大触动的是，这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学生，在中国最优秀的大学学习，为什么他会有这样错误的想法呢？可能就是社会的错误价值观、教育的体制失误、父母的高期望等这些环境对他造成的影响。而且当时很多人都像他一样，认为我当年的成就就是我能管人。这样的价值观我觉得是非常错误的，所以希望能够做些事来改变他们的看法，就写了给中国学生的一封信。当时不是叫第一封信，而是叫一封信，后来反响还不错，所以又写了很多封信。我写这些信的初衷是希望能够促使我们的教育环境变得更适合学生健康成长，所以我主要写了对教育的意见，对家长的意见。

　　这一切跟我的工作完全没有关系，我也不会用工作时间来做这些事情，应该是个人兴趣和义工的结合。人生在世，生命的价值就在于能为这个世界做什么正面的贡献，有可能有一天我会在我离开世界的时候想想，我对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也许是我对学生的影响，而不是我在微软、Google做的一些事情。

　　至于质疑我的动机，这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问题，就是不相信有人会做好事，总是觉得每一个人背后一定有利益心存在。我认识另一位外籍华人，他把自己的财富捐出来，但是在接受杂志采访的时候，人家也是这样问他，你到底为什么要捐出来，捐出来对你有什么好处？今天一元化的价值观，大家都觉得成功就是发财、管人这种零和的状态成功。所以一个人说要做善事，要做对世界有意义的事，就一定是骗人。正是这种不正常的心态，导致了学生的迷茫，也导致了社会上的这些质疑。我多次看到这种质疑，我不会花更多的时间去解释或者思考它，能经过时间考验的才是真理。

　　《商务周刊》：您在给中国大学提的九点建议中，指出许多中国大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但同目前国内的其他一些问题一样，现行体制是最根本的原因。那么，您是否还有信心认为您给国内大学提出的那些建议能够在短期内引起重视并在现实中起作用？

　　李开复：就像我在信中所提到的那样，我并不是期望这些建议所有人都会完美地执行。我给中国学生写的那些信也是一样，如果能够对一些教育家、老师、家长或者辅导员有一些启发，让他们有些不同的思维，这就够了。我不是要做教育改革，一个人的一篇文章也不可能造就一场改革。我想我也没有很细致地去写教育体系的问题，只是提出一些简单的建议，例如高校如何理解企业的需要，并将这种需要融会贯通，融入学校的课程。当然这样就需要学校做一些变化，比如奖励那些教学能力强的老师，而不是只做无用的研究。我想这些和教育制度没有冲突。

　　《商务周刊》：您是否曾尝试通过其他途径去促进这些改变的到来？

　　李开复：实际上我在加入Google之前的计划是来中国创办一所大学，当时是想办成中国的MIT（麻省理工学院），但是没有成功，所以就来Google了。

　　《商务周刊》：主要的困难是什么？

　　李开复：当时遇到了方方面面的问题，当然主要的是两点。第一是长期资金没有保证，虽然我们拿到了几笔慈善捐款，但只能支持三五年的运作。长期的发展还有鸡和蛋的问题，因为当时可执行的创办模式是要从研究院办起，那么第一批招来的本科生要到十几年后才能得到博士顶，如果这样算来，要四五十年才能做成世界一流大学。我们的慈善家说，四五十年我们没有这个耐心，中国也没有这个时间。

　　而且，我认为一个好的校长要有能力吸引到民办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学生，但是当时我没有信心说服一批世界一流的学者加入。

　　《商务周刊》：您在《给中国高校的一封信》中，建议国内大学要聆听“客户”的需求。我们看到，对于中国的大学，“客户”的需求是多元化的，显然欧美企业和本土企业的文化显著不同，那么，您认为大学如何权衡自己的定位？

　　李开复：现在你要问中国排名前一百名的大学，他们都会说自己的定位是研究型大学，但我觉得这样的研究型大学有10—20家就够了。也就是说，名校可以按照研究型大学来教育学生，其他的学校应该做的是，确认老师懂得学生毕业后工作所需的技能是什么。更多的非研究型大学起码要有高级职校的功能，这些大学的毕业生就算理论数学、文言文或者马列主义理论学得再好，你到一个新的公司是要做市场、销售或运营，对这些一窍不通也是问题，在工作中，更重要的是配合实际的经验。因此，我认为对更多的学校来说，重要的是专注于那些能做好的事情，比如找一批在乎学生的老师，把精力花在学生身上，帮学生做好职业规划，提供暑期打工的机会，让他们毕业的时候问题少一点。

　　《商务周刊》：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跨国公司都以不同方式参与中国的大学教育，从您个人的经验来看，这对于企业的人才需求和学校的教育体制会有怎样的影响？

　　李开复：首先这肯定是一件好事，但一方面，我也看到大部分企业与高校的合作还是比较表面的。你到大部分大学，打开一个联合实验室，就会发现一些闲置的捐赠设备和空的房子，对于学校来说，企业的捐赠更多的只一个荣誉，但对学生有多少实质的帮助呢？

　　当然，如果企业为了达到自己的商业目的，比如推广新的技术平台，希望更多的学生学会使用，就是将这种教育培训与商业目的相结合时，企业会有更加实质的投入。但是过分的跟一家企业结合，学生可能丧失了多元化的学习机会，这是一把双刃剑。

　　最终的解决方法是老师要能理解自己的学生毕业后有多少种工作选择，需要什么能力，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然后因材施教，提供各种实习的机会。

　　《商务周刊》：您在给中国高校的信里指出，国外的一流大学来到中国办学，与中国大学合办分校，是提高高校教学科研水平的捷径，那么您认为，阻碍国外大学进入中国的因素有哪些？

　　李开复：实际上我也曾介绍一些国外一流学校到中国办学，但后来都无疾而终。我总结主要的困难有两个。第一是国外的一流大学在国外办学的失败经验让许多名校对海外创办分校有顾虑，最著名的是MIT在印度办了一个学校，当时拿了印度政府一大笔钱，最后的结果是关掉了，其他大学对此有些胆怯；第二个理由还是经费，办学是很贵的，跟办公司不一样。以清华为例，平均学生学费是一年5000元人民币，但是这么大的学校，即使加上研究经费，还不够支撑日常运营，政府还要每年拨款。国外的大学到北京，要买地、建房、招聘世界最好的教授，把他们全家都搬来，这都要投入巨资。但是学费却不能太贵，最多一年两三万。而且，研究经费从何而来？美国政府给的经费可以带到中国来吗？可能不行，中国政府的科研经费他们能申请吗？可能也不行。这样一分析，即使办一个小小的学校，也需要很大的成本。

　　《商务周刊》：据您所知，这方面是否有成功的案例？

　　李开复：我知道的一个故事是卡塔尔的一位王妃曾成功地在卡塔尔建立了一所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分校，成功的原因除了她非常重视教育，有魄力去克服各种困难，主要还是这个国家非常有钱。美国学者可能不愿去阿拉伯国家，但她可以出双倍薪水。

　　我个人认为，在中国成功的办法可以是靠爱国校友回到国内办学。但这也非常困难，前提条件是这位校友要既热爱祖国又热爱母校，而且非常有钱。但我发现世界上最有钱的华人，大都不是从顶尖的学校毕业的。

　　《商务周刊》：您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如何提升国内私立大学的数量和质量，也是我们十分关注的，您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来推进这一进程？

　　李开复：一般来说高校有三种定位：研究型大学、大学、职校，我觉得它们的比例应该是1:20:40。但现在研究型大学和普通大学很多，职校太少。这与社会的需求是不匹配的。现在社会需要大量的技师，等大学毕业生发现社会不需要那么多的律师、工程师、科学家，已经来不及了。

　　私立教育的发展方向，一个明智的选择是定位于职校。中国需要很多职校，不管高等还是中等。如果到瑞士去，我们会发现很多人满足于钟表匠或药师的工作，当地社会的认可程度也高。中国的不幸是，学生一定要大学毕业，就算不喜欢读书，不适合做研究，父母也会宁肯他考上一所大学，师从于无资格的老师，读一个没用的学位，也不愿他读一所职校，得到更好的就业机会。

　　从政府角度，我觉得比较实际的做法是大学要有一个门槛，规定挂大学的牌子需要有多少相关程度的老师，其他的都定位于职校。这样学生和家长就会从就业需求的角度去考虑，而不是被一张文凭骗去读书。

　　《商务周刊》：从您的经验来看，近10年来中国高校的教育有了怎样的改变？

　　李开复：当然肯定有进步，学生的素质提高了很多。我8年前为微软招聘，今年为Google招聘，今年的学生水平要远远好于8年前。但提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我两次都是从中国最好的学生里挑选，国内顶尖学校的进步要比其他高校快得多；第二是互联网的来临，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学习；第三是今天的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很多学生愿意发邮件给国外的学者，或者自己启动一个社团来理解新的技术；还有就是现在全球有各种编码竞赛，在准备竞赛的过程中也能锻炼编程能力。

　　但是，话又说回来，普遍的高校水平仍与全球有较大差距。比如说在我们这个行业，我如果要招100个人，我会来中国；如果招1000个人，我也可以来中国，但有些勉强；但需要招1万人，我就要考虑去印度了；10万人，绝对去印度。这就是中国的排队现象带来的结果：精英非常厉害，但大批的蓝领软件工人不知怎么生产。我们的大学，迫切需要学会根据社会的需求培养学生。（记者王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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