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一种“纸上的文学”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6-11-7 7:00:33 ·来源：新京报

　　我们需要一种更平衡、更健全、也更开阔的写作。最为重要的是，重新恢复对文学本身的追问，我期待出现能在整体上更完整、更深刻地把握文学的作家。

　　现在文坛有一种说法，认为文学需要重新跟社会对接，需要回到现在的生活现场，这有一定的道理。确实，文学有段时间是过于玄学化、过于抽象化了，好像文学在面对现实和当下的问题上是无效的。这不正常。钱穆先生说过，晚清文化衰落是因为文化成了“纸上的文化”，套用这个说法，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当代文学一度也衰落成了“纸上的文学”？当然，文学作为虚构的艺术，本就是“纸上的”，但我以为，在纸的背后，它应该连接一个更为广阔、深层的社会、精神和心灵空间。

　　可是，我注意到，在现有的文学实践中，很容易出现两个文学极端：一是“极端抽象”的写作，这个我们并不陌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革命时期，就曾用一种矫枉过正的方式在语言、形式、叙事方面进行探索，这为文学拓展了空间的同时，也留下了很多非常玄学、抽象的作品，一般的读者无法卒读；另一种是“极端写实”的写作，非常的写实，非常具体、琐碎、世俗，贴着地面，完全是形而下的，这成了一种文学潮流，包括那些过日子型的小说，还有一些缺乏艺术提炼的口语诗歌等。这两种写作，现在看来都有局限性，都走了极端。当革命大潮退去，也许我们需要一种更平衡、更健全、也更开阔的写作。

　　恢复对文学本身的追问

　　当前的文学状态发生了一些变化，或者说正在酝酿着一些新的变化、新的可能性。也许，最为重要的是，重新恢复对文学本身的追问，当然也包括对自我的追问，对存在的追问，对世界真相的追问。但现实中很多作家仅仅是在写作，是在讲一个故事或描述一种状态而已，很少有人自觉地使自己的写作联于自我追问、自我追溯，连自我都不追问了，更不用说追问中国文学的精神本根了。没有追问和沉思的写作往往是苍白的。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来，作家被文学创新、文学革命的潮流所驱动，写作很容易偏于艺术革新、艺术实验，而今天，消费主义兴起，写作又很容易偏于另一端，试图以内容取胜。可是，经过这些年的积累，是否有可能产生一种更有整体感的文学？作家是不是应该有更健全的精神和艺术上的维度，来保证他的写作接通的是一个更伟大的文学血脉？形式革命、语言探索、叙事建构、存在关怀，等等，这些过去许多人为之付出劳苦的领域，今天成了当代文学的小小的遗产，但是，今天的我们已经不能满足于这些细微方面的变化了。就我个人来说，我期待出现这样的作家：艺术上有创新，语言上有追求，精神上有更健全的维度，从而能在整体上更完整、更深刻地把握文学。存在的意义、生与死、人性、宗教意识等应该纳入当代写作的精神维度中去。

　　如果一个作家具有这种艺术方面的自觉，又有精神方面的广阔视野，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具有对文学世界作出整体观照的作家。只是在某些细微方面有创新的作品已经不能满足我们了，只有能进行整体性自我塑造的作家，才有可能写出大作品来。

　　“慢”是文学最重要的价值观

　　我常想，文学或许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样复杂。二十世纪是把文学复杂化的世纪。过度复杂化之后，我很想知道，文学，以及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是否能够重新回到一个更单纯、更基本的层面来思考？过去我们一直在追求文学的变化，可在变化的下面，是否还有一些不变的核心———跟我们的内心、人性、最原始的精神经验相对应的问题？我们生活在“快”节奏的社会里，文学现在是否应该“慢”下来？很多人崇尚“快”———快速写作，快速出版，快速成名……但我认为，“慢”才是文学最为重要的价值观。真正的文学不是为了使我们的生活更快，而是为了使生活中的“慢”不至失传。一“慢”下来，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文学所关注的问题，世界赖以存在的最基本的事物，等等，始终都未曾发生多大的变化。

　　由此我就想，现在的作家应该重新找回一种对世界极为单纯、简明、基本的认识能力，以直达世界的本质和核心。比如，传统文学中的一些东西很简单，但其核心却是一些不变的、永远的、基本的问题，如《论语》中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很简单的一句话，却说出了这个世界最本质的东西。还有唐诗宋词，“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简单的句子，在反复吟诵的过程中却能产生一种美、一种致命的吸引力。世界的本质，个人丰富的内心，连接于那些恒常的、能跟我们的内心相呼应的语词中，这是多么成功的话语方式。

　　由此可见，我们也曾拥有过这么一笔伟大的遗产，它能把世界的本质、核心，用简明、单纯的方式表达出来，重新让我们感受到话语的力量。原来单纯也可以表达出这么丰富的东西；原来最本质的往往是最简明的。简明、单纯地抵达世界那不变的、永恒的、本质性的核心是可能的，关键是看作家是否有这个能力将之这样呈现出来。这应该给我们一些启发：当文学被过度复杂化之后，在话语方式和精神方式上，我们是否还有可能重新获得对世界基本性问题的单纯、清明、透彻又直达核心的认识能力？这不是幻想，因为我们至少曾经有过这么一些伟大的说话方式。

　　谢有顺（广州文学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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