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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为全社会所关注，在一些人讨论“如何分蛋糕”的时候，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博士更关心的却是如何“授之以渔”。日前我们就此专访了她。
城乡差距是主要原因
问：城乡收入差距在整个收入分配失衡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
赵白鸽：有专家研究认为，从直接收入来看，城乡收入差距是3．2∶1，但是如果将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就业等全部的公共服务加进去，其收入比就达到了5或6∶1。与此同时，农村有8亿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3％。因而城乡收入差距是整个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没有农民收入的增加，没有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的提供，就无法解决整个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
问：从城乡人口分布的角度来看，这种格局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哪里？
赵白鸽：中国60％以上的人口在农村，农民是社会中相对弱势的群体。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留守农村的妇女、儿童、老人成了更加弱势的群体。他们中许多人文化程度比较低，生存能力和技术能力也较低，因而获得机会的可能性就很少，由此对其收入产生直接影响，从而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大这一分配格局。
政府更应“授之以渔”
问：怎样使这一部分人获得机会？政府采取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定位？
赵白鸽：一是，政府应该极大地来关注这一部分群体。讲收入分配要更公平也好，讲工业反哺农业也好，都绝对不是口号，而是行动。政府通过有效的调节机制，来使城乡的收入格局得到调整。农村的税费改革特别是免除农业税就是一个重要的政策。
二是，政府要提供城乡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要建立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体制，目前正在进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计划和对全国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扶助政策就是实践的案例。这一系列政策将有助于提高农民的健康和教育素质，提高农民的能力，使他们获得机会。只有保证人的全面和可持续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收入分配格局不均衡的现象。
三是，政府还可以通过提高人的自由度来获得机会。比如人口的流动就具有积极和正面的作用。人口流动解除土地对农民的禁锢，使他们从土地中走出来，这样就有了更大的发展和选择空间。
问：这些思路应该如何落实？
赵白鸽：从人口角度来讲，中国政府现在已经明确提出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思路。农村人力资本的开发在这一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果8亿人的创造力得到充分挖掘，建立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完全有可能实现。目前正在推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以及中央加大对农村公共事业的投入力度等方面的措施，都说明了我国对农民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视。
缩小差距是系统工程
问：从您所在的部门而言，具体提供了哪些公共服务以缓解城乡差距？
赵白鸽：公共服务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我们目前的指导思想是强化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同时特别关注人口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农村人口的发展问题。
目前，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发生了两个重大的转变。一个是从原来的控制人口数量，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包括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和安全等；二是从单一行政手段转向运用经济、行政、科技、法律和社会保障等综合手段解决人口问题。
这种转变要求我们必须为公民提供相关的公共服务。我们开展了为公民服务的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三大工程，对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探索——我们同财政部合作，共同实施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对那些认真执行国策、为控制人口增长做出贡献的家庭实行奖励和补偿，夫妻双方在年满60岁以后，就可以获得奖励扶助金。这反映了国家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思考和探索。
同时，我们非常关注计划生育家庭的可持续发展，对其子女教育，就业机会等方面制定一系列的普惠优先政策。尤其关注女孩的成长和权益保护问题。
此外，在流动人口的服务和管理上，我们实行了同管理、同服务、同待遇的“三同”政策。这些都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部分。这些工作已经在全国相当一部分地区展开。
问：在提供公共服务、缩小城乡差距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
赵白鸽：首先，是需要系统的设计。缩小城乡差距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考虑发展和扶贫问题，也需要考虑发展公共服务供给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多方面的社会政策。必须有一个协调有效的系统整合资源、进行规划，才能打破部门分割、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第二，需要动员社会各方积极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媒体、社区和公民，以形成公共——私营共同合作的机制，共同参与服务提供，缩小城乡差距；第三，需要进一步加强评估的科学性和监督的有效性，形成明晰的部门分工及问责机制，以促进公共投入的效益最大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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