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梦行动”助学款延误3月未到账
一捐款人暑期捐助山西一贫困生,但受助人开学两月后仍未收到捐款;青基会称事因受助人信息填报不全
如果不是两个同学家长的资助,刘海兰可能已经失学了。
今年9月,山西农家女孩刘海兰考上了武汉理工大学,这个靠母亲一人支撑的家庭被大学学费愁坏了。她曾期盼着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一笔“圆梦”捐款,高考前便填了申请,但直到4个月后的现在,她依然没能收到这笔捐助。
而几乎同时千里之外,一个热心家庭也以为,自己的捐助款早已送到了刘海兰的手中。7月11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常务副院长孙家洲通过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给刘海兰捐款4400元,希望这笔钱能帮她上学。
但三个月之后,他辗转联系上刘海兰,却得知她并没有收到捐款,甚至不知道有人捐助。
贫困高考生申请“圆梦”助学金
6月·山西广灵·刘海兰
刘海兰是今年6月6日,高考前一天申请的“圆梦行动”助学金。当时,她还是广灵县一中高三的学生,即将参加高考,她在申请表上留下的是班主任的电话。
“圆梦行动”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中央电视台《共同关注》栏目合办的一个活动,主要目的是吸引社会各界人士为一些考上大学却家庭贫困的学生给予资助。
昨天,刘海兰告诉本报记者,父母都是农民,父亲早逝,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哥哥是农民,姐姐上初三时患了神经病,母亲到处借钱为姐姐治病。
之后,母亲又患了胆结石,因没有钱一直没有做手术,每年都要疼一次。家庭非常困难。
昨日,刘海兰在广灵一中班主任赵老师的夫人证实了这一点。她回忆说,丈夫经常回家唠叨刘海兰家庭困难,刘海兰要去上学那阵子,赵老师也在帮着着急:走不了,怎么办?后来是同学们的帮助才去上学的。
捐助热心人收到结对卡
9月·北京·孙家洲
在刘海兰申请后不久,便有好心人向她伸出了热心之手。
今年暑假,身在北京的孙家洲和家人在《共同关注》上看到了“圆梦行动”的宣传片。
孙家洲回忆,他和家人看后很感动,尽管经济能力有限,还是商定要认捐一个贫困大学生,帮他(她)圆大学梦。
通过屏幕下方的网址,7月11日,孙家洲以自己和儿子孙方圆的名义完成了网上认捐手续。他们认捐的大学贫困生即是刘海兰。第二天,孙家洲向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账户汇出了4400元。为此,儿子孙方圆还从压岁钱中拿出1000元。
“我们就是一般的工薪阶层,当时的想法特别简单,只是想为解决一个贫困学生的就读问题助一臂之力,唯一希望就是钱能够到达受助人的手中。”孙家洲说。
9月22日,孙家洲收到了一份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出的资助通知书(即“结对卡”),卡上同时列出了捐助人和受助学生,在捐助人一栏写着:“您的捐款已经用于结对资助贫困大学新生”;在受助学生一栏写着受助学生姓名“刘海兰”以及:“你已获得‘共同关注·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助学金。”
捐款无音同学相助上大学
9月·山西广灵·刘海兰
在7月12日向青基会的汇款附言中,孙家洲写道:“希望接受捐助者收款后来信说明,以确定她收到了捐助款。”
但直到9月份,孙家洲依然没有收到刘海兰的反馈,这让他感到奇怪:这个学生收到钱后为什么没有给与答复,是不是她不懂事?还是她其实根本没有收到钱?
但此时,已到武汉理工大学求学的刘海兰,却根本不知道已经有人给她捐助,一直以为自己“落选”“圆梦行动”。
11月5日,刘海兰告诉本报记者,6月6日填了申请表后,她在7月底又填了一次申请表。但此后她在8月初和9月初两次上网查询,发现资助学生名单上均没有自己的名字,“而且后来一直也没有消息,我以为自己没有被选上,”刘海兰说,因为身边还有好几个同学也落选了。
于是,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母亲和姐姐到处借钱。一个最好的高中同学听说后,带着父亲来到刘海兰家,塞给她2000元钱。刘海兰说,她当时感动得哭了。
后来,另一名同学的母亲给了一笔钱,让她去念书。随后,又通过县民政局援助1000元,终于凑齐了学费,9月10日,她才来到武汉理工大学报到。
“如果没有这些同学朋友帮助的这些钱,我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想都不敢想。”她说。
捐受双方联系捐款不见了
9月·北京/孙家洲·武汉/刘海兰
为了得到答案,孙家洲想与刘海兰联系。
结对卡上有一个刘海兰的电话号码,孙家洲拨打这个电话,接电话的是刘海兰的高中班主任。
“圆梦行动”网上的信息显示,刘海兰是山西省太原市的。但班主任接到电话后很吃惊,说这个学生根本不在太原,而是在大同。
班主任还告诉孙家洲,刘海兰好像是被武汉的一所大学录取了,但具体哪所大学他并不清楚。
结对卡上还留有一个刘海兰山西太原的家庭住址,但不可能为此去一趟山西。于是,孙家洲就挨个往武汉各个大学的招生办公室打电话,最后在武汉理工大学招生办,一个老师帮他查出,刘海兰被他们学校录取了,并提供了刘海兰大学班主任老师的电话。
9月23日,孙家洲通过这位班主任找到了刘海兰。这次与刘海兰的通话,让孙家洲大吃一惊:刘海兰说,自己并没有收到钱,也不知道有人和她结对了。
孙家洲开始怀疑,自己的这笔捐款,被人截留了!
“信息不全导致拨款延误”
10月·北京·青基会
此时,孙家洲已经不想和青基会联系了。
他说,“如果出于爱心捐赠的善款真的被克扣掉了,那这是对中国慈善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双重亵渎!”10月31日,记者就此采访中国青基会副秘书长汪敏,她说,孙家洲的资助款是9月中旬拨到山西省希望事业发展中心的,可能是因为学生个人信息不完整或者上报的比较晚才延误了,她表示,已经让人打电话到山西省方面问情况。
她认为,出现问题一般是因为受助学生所提供的信息不够准确、完整。刘海兰的情况已经初步了解,应该是信息不全导致的,至于具体的问题出在哪里,还得继续调查。
11月4日,记者查询中国青基会“圆梦行动”网站,能够查到刘海兰的信息,不过其录取学校和录取专业是空白。
“捐助款已汇到学生账户”
11月·山西太原·省希望事业发展中心
11月2日下午,山西省希望事业发展中心一名女工作人员确认,刘海兰的资助款已到该处,但由于刘海兰所在的广灵团县委的电话一直忙,打不通,所以没有汇过去。
刘海兰11月5日向本报记者表示,9月15日左右,县团委的工作人员曾经和她姐姐联系过,留了一个山西省希望事业发展中心的电话。她姐姐打过去,对方问了她的银行卡号,但什么也没有说,后来又打电话来要了一次账号。刘海兰说,当时一家人挺开心的,以为能得到捐助,可以减轻负担,但随后又无声无息,一直到9月底孙家洲打来电话都未见到这笔钱。
但昨日,山西希望事业发展中心一位高姓工作人员否认曾经和刘海兰家人联系过,他说,可能是刘海兰填报信息有误,他们一直只联系到了刘海兰的班主任,而班主任也找不到她的家人。另外,刘海兰所在的广灵县团委书记在外地学习,手机号也变更,也一直联系不上,所以一直没有汇钱。
该中心秘书长李增建解释说,有的汇款一直没有下发有两个原因:此前发现,如果很快下发,有的学生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又不愿意上这所大学,想再复读一年,这样与捐助人和青基会的初衷不一致,所以一般会延迟发放;同时,还要进行家访,了解该学生详细情况,必须确认这个学生在念大学,确实缺钱才能把钱汇过去,“保证钱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因需要一个一个核实,时间会长一点。”
另外,直接往学生的银行卡上汇钱容易出错,所以,对部分学生采用的是统一汇款到当地县团委的方式,包括一部分地址和联系方式不准确的学生。
李增建证实刘海兰的资助款还在山西省希望事业发展中心,他表示,很快就会把资助款汇给刘海兰。
汪敏坦陈,刘海兰的情况也有这个项目运作上的问题,今年青基会采用的捐助模式是“二级直通车,”也就是从青基会下拨各省,然后直接到学生账户。但因一些地方违规操作,想搞一些发放仪式,一个一个与学生面谈,不但时间拖长,资金也被卡住。汪说,9月中旬她曾对这些地方提出严厉批评,其中就包括山西省。
昨日下午,山西方面具体负责此事的高先生说,上午已经将捐助款汇到刘海兰的账户上了。他保证,刘海兰所在的县只有她一个人的捐助款延误了,没有其他的学生收款延误。
昨晚,刘海兰说,今天让母亲去查账号收到捐款没有。
■对话
“吞掉任何一笔钱是不可能的”
中国青基会副秘书长介绍刘海兰受捐延误情况,表示捐助全程透明
针对孙家洲的质疑以及刘海兰捐助款滞后发放的情况,11月5日,记者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副秘书长汪敏进行了对话。
新京报:为什么在结对卡上写着“你已经获得助学金”,而实际上捐款还未到账的情况出现?
汪敏:结对卡和汇款是同时进行的,因为一般汇款时间比结对卡邮寄时间要短,所以两者很难说谁先到学生手上,还有的学生是先收到捐款,后收到结对卡。
所以不存在误导的嫌疑。有一点要指出,实际上,结对以后,这笔捐款已经在这个学生的名下。
新京报:按照青基会的要求,捐款一般10天左右发出,刘海兰的为何两个月以后才下拨?
汪敏:初步了解应该是资料不全导致的,山西方面反应是她的账号有差错,如果信息有误,尤其是账号,我们拨款是很慎重的,因为有可能划出去就收不回来。反复核查资料可能花费比较长的时间,加之此前收集资料,以及在县、省的审核时间,花费时间比较长。
新京报:这样的情况多吗?
汪敏:不多,我们的观点是一个都不能少。快的是7月份拨款,慢的(信息不全的)话要到10月份。但我们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捐款都到达,因为广大农村的通讯交通条件都不一样,学生和学校的情况千差万别,而且这些信息都是“移动靶”。从高中到家庭到大学,信息都在变化,不好跟踪。今年我们4000多个捐助的学生,还有70多个学生的捐助款没有下拨,因为根据他们的信息实在是找不到人。这些捐款有的会转给其他学生,有的会退回给捐助人。
新京报:这么长的链条,如何保证捐款“公正透明”的使用?
汪敏:我们一直在寻找最合适的方式,尽力让这个流程更科学透明。去年我们采取青基会对高校的模式,但仅仅针对108所211工程的高校,今年针对所有高校,受益学生的面广很多了,但难度也加大了,全国上千所高校,我们不可能一家一家联系。就采用“二级直通车模式”,个别地方将其变成了“三级直通车”,我们已经警告了。
我们所有捐助和被捐助的信息在网上都可以看到,而且在不断更新,既接受社会的监督也接受媒体的监督。拨出去的每一笔捐款都要审核,无论是捐助者还是被捐助者,都可以根据这些信息随时和我们联系,提出疑问。我想,在这么透明的环境,想吞掉任何一笔钱都是不可能的。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李立强 张弘 实习生杨清晓 郝琳 (责任编辑:郑小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