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房价使一些都市年轻人带进了别无选择的“群租时代”。在我国的大中城市，特别是以北京、上海、广州等为代表的高房价城市，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群租现象”（即多人合租一套住房）。群租引发的治安、卫生等问题，也引起了自住客的担忧和不满。为此，有些地方的小区业主开始拟定业主公约，试图限制、禁止这种行为；而上海市房地局有关人士透露，他们已草拟了专门法规，将对群租行为进行严格管理。

　　据说，这是一个经济学家挨骂、法学家开始吃香的时代，但与此同时，法律万能主义似乎也有昂首阔步之势：社会生活中一遇到新问题新现象，人们就呼吁立法、呼吁法律和政府的强制力量介入。比如，很多大城市父母下班与孩子放学时间错位，于是自发地出现很多托管机构，于是公权力高调立法介入。与公权力介入“拼车”或“拼房”相呼应，一些专家也不失时机地从法律的层面提出建议，对于这些民间自发形成的现象，“法律应赋予其合法地位”，以便“规范管理”。

　　事实上，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很多新问题新现象，都属于“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公民自由范畴，不需要法律专门授权。法律和公权力的强行介入，不一定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而且徒然增加立法、行政管理成本、妨碍公民的自由选择。

　　比如群租。首先，对群租户的定义就是个难题。目前人们所称的群租户，只能笼统地定义为单套房屋内居住的人过多，但对单位面积的居住人数并没有具体规定。有房东称居住的都是亲戚，这种情况算不算群租？如果这些人不算群租，如何证明同住人之间的关系，又成了问题。

　　再比如广东某地为了规范托管，给开办托管机构很多限制条件。但这样做的结果，反而有可能损害公民的选择自由。一是使得一些开办机构因条件简单而无法开办，导致孩子无法接受托管；二是托管条件被要求在一个较高水平，导致托管费用的增加，增加了家长的负担；三是因为条件苛刻，很多托管机构被迫非法生存。托管本质上只是为了照看孩子。无论是聘请私人接送孩子，还是把孩子交给托管机构，都是家长、孩子和托管机构彼此之间的契约自由。管理“托管”的目的，就是为了尊重和保护这种契约自由，而不是相反。而一般托管所都是在学校周边，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因陋就简的托管机构应该得到保护和尊重，有关机构不要给他们设置过高的门槛。

　　同样，群租也是一种公民选择自由。房屋内部的条件如何，一般来说业主和租户会根据自身的状况做出定位和选择，只要在卫生、安全、噪音等方面不扰邻，不产生“负的外部性”，邻居们也就无权打扰和干涉。专门制定法规限制群租，有干预个人自由选择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