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临洮县公安局对赵树德一案讳莫如深
核心提示
8年前，本该被判重刑的毒贩，却因在派出所将年龄改小8岁，变身“未成年人”，而仅获罪7年，其同案犯2人死刑、3人死缓；8年后，秘密败露，当年为其改年龄的派出所所长被逮捕，而已刑满释放的毒贩仍逍遥法外。
那么，8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派出所所长为何帮助犯罪嫌疑人修改年龄？日前，本报记者在甘肃省临洮县进行了采访———
时光回溯到8年前。
1998年5月份，甘肃省广河县的6名毒贩在上海贩毒时，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沪甘两地警方共查获涉案毒品6000余克。随后，经上海的法院审理，6名毒贩中，2人被判处死刑，3人被判处死缓，唯独一名叫“张志龙”的案犯，却因实施犯罪时“不满16周岁”，仅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同案犯刑满释放牵出“改龄”黑幕
“公安民警将嫌疑犯的年龄改小整整8岁，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胆子太大！”
当时负责审理此案的司法人员并不知道，这个“张志龙”，其实是这个贩毒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真名叫马格麦，“张志龙”这个名字是伪造的，而且年龄也是假的，被整整改小了8岁。这个1974年3月1日出生，到案发时已24岁的青年，摇身一变成了不到16岁的未成年人。
2006年，马格麦刑满释放，从上海回到了老家。他的出现让同案犯的家属十分震惊，当年的贩毒集团头头，为何重获自由？同案犯家属将这些疑问举报到了纪检部门。
随着相关部门的深入调查，一个黑幕逐渐浮出水面———8年前，时任临洮县公安局站滩派出所所长的赵树德，帮助马格麦将其户口从祖籍广河县迁到站滩派出所，并为他改名、改小年龄，这才使马格麦“成功”逃罪。
今年9月19日，赵树德被检察机关带走。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被捕时他的职务是临洮县公安局禁毒办副主任。
“公安民警将嫌疑犯的年龄改小整整8岁，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胆子太大！”一位在临洮政法系统工作20余年的干部这样评价赵树德。
改小年龄实是“未雨绸缪”
“这么做，很可能就是为一旦被抓后找好退路。”
令人惊讶的是，赵树德帮马格麦办假身份证、改小年龄，并不是在其贩毒被捕后的“补救措施”，而是在其去上海前就已办好。“这么做，很可能就是为一旦被抓后找好退路。”甘肃定西市检察院一位检察官分析。
经记者调查核实，当年，马格麦的家人找赵树德帮忙，也是转了几层关系。8年前，甘肃省广河县居民马格麦在其女友的帮助下，由其女友的母亲胡某找到临洮县公安局民警冯某，冯某又找到时任临洮县公安局站滩派出所所长的赵树德，为其办理了姓名“张志龙”，出生“1980年5月10日”，住址“临洮县站滩村上街社”的假身份证。
从地图上看，位于定西市的临洮县和位于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广河县东西相邻，中间只隔了一条洮河，“所以他把户口从广河迁到临洮辖区的站滩乡也是很自然的。”那位检察官说。
据了解，马格麦在上海贩毒被抓后，由于本人交代的出生日期是1982年5月20日，与那个名为“张志龙”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不符，上海市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为了核实该罪犯的真实年龄，曾专门向临洮县公安局站滩派出所发出协查函，要求协助核查该罪犯的真实年龄。
临洮县公安局站滩派出所接函后，所长赵树德感到事态严重，但他不想着及时纠正，而是决定一错再错。
涉案民警不止一人
“另一涉案民警好像在110指挥中心工作，而且是案发后公安机关主动带到检察院的。”
赵树德与胡某、冯某商量后，又找到站滩乡站滩村的文书编造了以胡某为“户主”的虚假常住人口登记簿，将“张志龙”编造为胡某的外甥，和胡某的女儿张某一起编造在以胡某为“户主”的站滩乡站滩村常住人口登记簿上。
一切安排妥当后，站滩派出所为上海检察机关出具了“张志龙”的出生日期为1982年12月28日的户籍证明。这样，上海检察机关依据站滩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以“张志龙”犯罪时不满16周岁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也按犯罪时未成年判处“张志龙”有期徒刑7年。
同案犯家属的举报让这一切在8年后真相大白。
赵树德改龄一案，是由临洮县检察院主办，定西市检察院督办的。目前，赵树德正在异地关押。“由于案子还没有开庭，具体细节我们不便透露。”临洮县人民检察院马检察长解释。
同时，马检察长透露，涉案民警有两人，除了赵树德外，还有当年在站滩派出所一名负责户籍管理的内勤。
据了解，这名涉案的民警姓姚，被检察机关带走时，也在临洮县公安局工作。“另一涉案民警好像在110指挥中心工作，而且是案发后公安机关主动带到检察院的。”一位知情者透露。
当地公安机关讳莫如深
“不清楚，我们才来，和他（赵树德）不熟。”
坊间对赵树德一案知之甚少，当记者提起这个名字时，临洮多数市民一头雾水，“不知道这个人，没听说这回事。”即使少数人隐约记得赵树德，也是从甘肃媒体的报道中略知一二。
但赵的落网在临洮警界却引发了一片震惊。2006年11月2日上午，记者来到临洮县公安局。正对二楼楼梯口，就是赵树德曾经工作的地方，金黄的门牌上刻着3个红字———禁毒办。这是一个不足9平方米的小房间，一张床、两张桌子，还有一台嗡嗡作响的电脑，把这里填得满满当当，靠右手的桌子曾经属于赵树德。
如今，办公设备还在，主人却已换了。两名从乡镇临时借调的年轻人正在统计数据。“禁毒办基本上是个文职工作，主要就是统计数据，做各类表格。”借调的苏某一边看电脑一边说。他称，他们是10月份才从乡镇抽调过来，“禁毒办总共3个人，一个副局长兼主任，还有赵树德和另一人负责具体工作。”
苏某称自己不清楚赵树德的事，说他们才来，和所有人都不熟，也没听其他人说起过，消息还是从报纸上看的呢。
与苏某一样，临洮县公安局的其他民警一听记者提起赵树德，纷纷表示：“不清楚，我们才来，和他不熟。”而局长韩维东则以在外地学习为由，婉拒了采访。其余领导则表示案子已移送检察院，“我们不好表态。”
据公安局一名工作人员透露，赵树德调到禁毒办时间不长，还是今年上半年的事，原来在办公室当主任，新局长来后才调的。
而赵树德8年前为毒贩改龄时工作的临洮县公安局站滩派出所更是对此事一无所知。这个只有3个正式民警的派出所经常换人，“8年前的事，已没人能说清了。”站滩派出所一民警无奈地说。
可能以徇私舞弊罪起诉赵树德
“8年后很多证人找起来很难，赵树德自己也不承认受贿4.5万元一说。”
日前，有媒体披露赵树德在为毒贩改年龄时，曾受贿4.5万元，但就这一点，马检察长并未确认。“他肯定收好处了，但到底收了多少钱，是不是媒体披露的4.5万元，现在还没有证据能证明。”但他表示，以站滩乡1998年的经济水平，如果真是4.5万元，就不是个小数目了。
同样的说法，也在定西市检察院被印证。3日下午，一位检察官对记者说：“起诉的罪名很可能不是受贿，而是徇私舞弊，而且检察院在抓人办案之初，也是以涉嫌徇私舞弊的思路展开工作的。”
之所以暂未涉及受贿，因为取证非常困难。“相隔时间太长，8年后很多证人找起来很难，赵树德自己也不承认受贿4.5万元一说，更没有其他证据能证明。”这位检察官透露，在广河县贩毒的人不少，调查人员只要一说是贩毒的事情，不少家庭就人人自危，“都害怕扯上自己家人，假话说起来一串串，让人很头疼。”
直到目前，只查明赵树德收受了马格麦亲属送的宰杀的全羊、烟酒，还有二三百元现金。
同时，这位检察官证实，马格麦还未归案，估计听到风声跑了。不过他透露，马格麦是否归案，对检方起诉赵树德有一定影响，但应不会有太大阻碍。
“这个案子最早要到年底才能开庭。”这位检察官说。
8年前的审判 为何无人质疑
“上海警方当年为什么只向站滩派出所发函询问，而不亲自为马格麦测骨龄。”
8年前的这个案子，是由上海检察院提起公诉，并由上海法院宣判的。判死缓的3个罪犯，至今依然在上海服刑。
可是，当时为何没人质疑？定西市检察院一位检察官解释：“当年虽有案犯家属到上海旁听，可一旦确定是未成年人，马格麦就不会被公开审理，所以无论是同案犯还是其家属，不知情也就很自然了。”
同样，恰恰是在上海审判，也为赵树德给马格麦改身份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正是远在上海，他们才敢大胆造假身份，”这位检察官说，“如果是在当地审，地方就这么大，就这些人，谁不清楚谁？”
但这位检察官也认为，上海警方太马虎，“当年为什么只向站滩派出所发函询问，而不亲自为马格麦测骨龄？”
虽然马格麦仍未归案，但他一旦落网，必将受到法律的惩处。那么，对马格麦如何重新定罪量刑呢？
陕西嘉瑞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占平介绍，像这样的判决，在近年来的刑事判决案例中并不多见，这是个典型的漏罪。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
“如果要改正，人还是应移送到上海，由8年前审判他的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启动再审，”朱占平说，“上级人民法院也可按照这个程序指定原审法院再审，上级检察院也可以用抗诉进入再审程序。”
“只要人被移送过去，再审不会太麻烦。”朱占平分析。
同时朱占平介绍，由于时隔8年，《刑法》对贩毒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已有了变化，“重判应本着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如果8年前的标准轻，就按8年前的，反之就按现在的。”
可一旦重判，法院如何处理马格麦已坐牢7年的事实？“如果是判有期徒刑，就减掉7年，但如果是无期、死缓或死刑，那就没办法了。”朱占平说。本报特派甘肃记者 冯强文/图 | |
|
|
精彩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