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行政改革的目标，我们正在由过去的“全能政府”过渡到“有限政府”———属于社会的职能正在还给社会，属于市场的职能也正在交给市场。然而在每一次的“机构精简”之后，却又都相应伴生着“再膨胀”，有例为证，新华社9月23日报道，“目前宁夏事业单位超编严重，许多市、县（区）财政收入不够支付人头工资，‘吃皇粮’的队伍不断扩大，已经严重超出了财政承受能力。”记者援引了从宁夏机构编制实名制管理理论研讨会上获悉的一组数字，宁夏事业单位共超编1742名；全国平均每46人中有一个事业单位人员，而宁夏平均36人中就有一个；全国事业单位人员平均大约是行政人员的3．5倍，而宁夏已达到4．5倍。

　　我们现在知道，超编现象是延续了十余年的老问题，现在治理的进展仅仅是“宁夏乡镇和县以上党政群机关在编人员和非在编人员已经明确，非在编人员正在剥离”，而“事业单位编制实名制管理正在着手展开”。也就是说，从上个世纪到现在，“清超”在机关单位仍然是一个“进行时”，而在事业单位，“清超”甚至还是一个“将来时”。其实这种现象不止宁夏一地如此。

　　为什么治理“超编”如此步履蹒跚？这要从“超编”产生的根源来分析。一种“超编”属于“吃空饷”。有本事“吃空饷”者，多半是各单位头头脑脑的近亲属，比如那位年仅5岁就已经吃上“皇粮”的，如果不将他的“局长爸爸”或“书记妈妈”先清理下台，如何能够把这位公子给“清理”出去？所以，治理“吃空饷”，先在反腐败。借“子”之名，虚领财政俸禄，这难道还不算贪污？几年的空饷领下来，数额早够立案标准了。所以，对此类“超编”，腐败不除，空饷不绝。

　　另一种“超编”属于“工作编”。他们没有编制，但承担着单位的主要工作，如果将他们“清理”出去，单位的正常运转就会受到影响。为什么单位会存在“没有编制的工作编”，借用“帕金森定律”也许可以合理地解释这一现象。英国历史学家诺斯古德·帕金森曾在其名著《官僚病》一书中阐述了机构人员膨胀的原因及后果：一个不称职的官员，可能有三条出路，第一是申请退职，把位子让给能干的人；第二是让一位能干的人来协助自己工作；第三是任用两个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当助手。这第一条路是万万走不得的，因为那样会丧失许多权力；第二条路也不能走，因为那个能干的人会成为自己的对手；看来只有第三条路最适宜。于是，两个平庸的助手分担了他的工作，他自己则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他们不会对自己的权力构成威胁。两个助手既然无能，他们就上行下效，再为自己找两个更加无能的助手。如此类推，就形成了一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领导体系。

　　我们一些机关单位和事业单位为什么要“超编”，除了因为有“吃空饷”的利益诱惑，也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因为在编人员的管理水平和智识储备不足以胜任本单位的行政职能，所以不得不外聘一些能够胜任工作的“非在编人员”来完成本该由他们完成的工作。对于此类“超编”，一刀切地“清理非在编人员”并不能解决问题的实质。理由明摆在这里，只要不能胜任工作的“在编人员”还继续留在“吃皇粮”的行列之中，即便以疾风骤雨式的运动式清理能够将所有“非在编人员”一律“剥离”，我们又拿什么来保证在风头过后，“在编人员”不会重新他们的工作替代者揽至帐下听令？解决此类“超编”的关键，还是“在编人员”本身。

　　治理“超编”的实践告诉我们，治理“超编”的成败系于“反贪官”和“反庸官”两途。反贪本不易，反庸或更难。在治理“超编”的征途上，却别无捷径，唯有迎难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