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读者分两个层面，一个狭义的，就是阅读我们刊物的人，另一个是广义的，就是凡是有可能阅读我们刊物的人。其实大家经常说的是指后者，即公众。何为公众呢？《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大众”。对此我的理解——公众是占绝对多数人口的普通老百姓。一方面，是因为现代媒介本身的属性是公共信息的平台，即公众利益的代言人；另一方面，我们每一个新闻工作者本身就是这个群体中最普通的一员，因此，为每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权利奔走，其实就是在为自己奔走。为读者的利益奔走，就是我们新闻从业人员的使命。

　　长期的新闻职业生涯，让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对真相的不断传播与报道，本身就是对弱者最有力的帮助，对公民权利最有力的捍卫。

　　为公众利益服务，而不是为新闻这一职业服务，也不是为某家特定的媒体服务，不是为政府报务，而是为普天下的老百姓服务。大众百姓永远是我们的天！因此，我们应该向公众提供他们需要的、感兴趣的，与他们利益密切相关的，有价值的真实信息。

　　王克勤《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副编审。并兼任：香港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员、清华大学宪法与公民权利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近年来先后推出震惊海内外的《河北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河北“定州村民被袭事件”调查》、《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等一系列揭黑性深度调查。

　　罗昌平，男，1980年11月生，湖南人。原《新京报》核心报道主编，现供职《财经》杂志。代表作品：《嘉禾拆迁引发姐妹同日离婚》、《梁云才“双规”之死》、《原海军副司令“守业”未成》、《女公安局长安惠君落马轨迹》等。

　　我过去两年效力的报馆，连续两任总编辑因故撤职。在2006年这个“寒冷”的夏天，我自己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这是我五年新闻路上最严重的一次失业。

　　但同样在那个夏季，我在新闻圈看到了一张张新面孔，他们的脸上洋溢着自豪和欢笑，新闻理想在那一刻燃烧在这些后继者的眼睛里。这使我乡愁般地想起了五年前的自己。

　　坊间说这是一个意见领袖的年代，是观点主导的社会，尤其当传统媒体遭遇网络社会，我的许多战友有了自己职业的一次重大转型——他们从纸媒跳至了网络。但是，我还是坚守原创，冲在新闻第一线。因为在一个并不乐观的环境里，我总能想起邵燕萍那样的报业先锋，以及他们用文字所影响的时代。

　　与这种可贵的信仰一样，责任也是每个合格新闻人无法回避的问题。无论是事件报道还是观点评论，作为公共平台的媒介最需要的是对自己每一句话负责。当理想与责任流淌在每个优秀新闻人的血脉里，行进在新闻纸上，那才是我们的春天。

　　无权无势的我，只能在行进的路上向同行们送上廉价的祝福——愿你们的理想更接近现实；在你孤独的暗访路上，有我陪同的身影和注视的目光。

　　董婉愉《扬子晚报》南京新闻中心记者

　　虽说今天是我们记者过节，但好像报社没有什么“动静”，既没有祝福短信，网页上也没有祝贺的内容。倒是以前采访过的单位或朋友给我发祝贺短信，才让我有了过节的感觉，真有点“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意境。我觉得对于平面媒体的记者来说，读者并不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而是一个比较具象的概念。特别是一篇报道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他们总会采用信件、电话的方式来做呼应，这个时候，我都是尽量回复，或者在系列报道中有所体现。我觉得作为媒体的记者，为人诚信也就是体现在这方面。读者给你回信，并不是你个人如何重要，而是因为你的工作重要，因为这个工作，你比其他人掌握更多的信息而已。我特别反感一些记者自己不跑现场，总是“跟风”做稿。作为记者，就是要勤跑腿，勤写稿。现在记者不好当，因为现在的活动或者新闻通稿越来越少，好的稿件都是记者自己“扫街”扫出来的线索。作为一名记者，就是要在自己的生活中去积累、去发现、去思考。

　　方方南京电视台《法治现场》制片人、主持人

　　由于我们的栏目在全国只此一家，因此做起来的压力可想而知。但是，读者的眼光是我们的动力。我们做节目，首先考虑的就是大家关注不关注，听众有没有兴趣——没有人关注、没有人感兴趣的栏目不是好栏目，这样的记者也不是优秀的记者。具体而言，我们的节目就是要通过普及法律知识，增强大家的维权观念，尽可能地为弱者提供一个平台，从而让他们看到希望，看到光明。从某种方面来看，记者就是要立足本职工作，怀着新闻理想和职业情怀，在公共利益、公众利益、公民权利等领域向前冲。

　　作为栏目主持人，就是要敬业，要奉献。媒体记者一般都没有人们概念上的节假日，越是节日越要忙活。我每天除了要录大量的串词外，还要录制“当事人”节目，少则一期，多则三四期。一期下来总要一个半小时以上，灯光炙烤得人直想吐。但媒体的从业人员就是要有这种责任心，要有团队精神和奉献精神。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不客气地说，现在媒体间的激烈竞争已经让一些报业一切向钱看，忽视了读者。你们的问题问得很好，其实读者才是我们价值的根本所在，我们新闻从业人员所应该做的就是把读者需求作为最终目标。就拿前段时间第一财经日报报道的富士康事件来说吧，不少媒体报道说我们是跟在英国媒体的后面揭露内幕的，实际上我们一个星期前就已经安排记者前去调查了，而调查的线索就是读者提供的。后来富士康公司提出天价索赔后，很多读者打来电话表示声援，并且还有不少读者为记者捐款，都让我们深受感动。只有你想到读者，读者才会关注你。这是因为劳工权益的现实状况，就是很多读者所关注的。在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我希望一些新闻媒体不要仅仅关注“富贵光鲜”，更要把目光投向社会底层。在第一财经日报，我们也经常召开读者座谈会，直接听取读者的看法，同时我们也专辟版面直接发表读者来信，提供一个民意传达的平台。

　　罗成义，1925年生，195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教育系，即进入南京市宁海中学任英语教师，直到1988年退休。

　　我曾经写了一篇论文，关于医疗改革的，当时我投了不少媒体，都石沉大海。说实话，我没有别的想法，只是感到作为一位公民，有义务关注医改，虽然我早已退休，儿女都已成家立业，衣食相对无忧，可是作为知识分子，我总感到有种无形的责任感在督促自己，就到图书馆查找资料，翻看相关文件，结合自己的体验写下了近万字的建议，后来文章被江南时报刊发，称之为“医改万言书”，老伴开玩笑说也许只有江南时报才会“管这闲事”。说这些，我只想表达一个想法，就是不管是记者也好，普通百姓也好，都不要忘记民意传达，因为传达民意才是真正的记者精神。

　　我觉得贵报的版面设置也很有特色。针对新闻设有“评论”版，针对民意设有“原声”版，针对国内、国际、文化、财经分别设立了“观察”版。其次，新闻学上的“集纳”功夫，在当今的媒体上已经是久违了。但贵报却能认真集纳勤于集纳，真正做到了有胆有识疏而不漏。

　　南京读者 罗成义

　　关注民生乃是记者天职

　　传达民意就是记者精神

　　黄祖耀，笔名吴生。1942年生，196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高级工程师。

　　我认为作为记者，或者说是媒体人员，他们最应该干的一点就是关注民生。打个比方来说，现在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甚至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可以说这些问题联系着千家万户，关系着国计民生，维系着社会和谐，可是一些媒体却很少涉足这些问题——他们应不应该叫做记者都值得怀疑——不敢直面现实重大问题的记者还叫记者吗？只有关心当下，关注民生的记者，才是真正的人民记者。而不管平头百姓，还是社会现实，都需要这样的记者，按鲁迅先生的话，他们才是“民族的脊梁”。

　　比如伤风感冒的药品价格涨了十元二十元，有10%的人对此不屑一顾；有20%的人要叹一口气说：“怎么又涨了？”；有70%的人则要愤怒：“又涨了！”。民生的问题是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更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这是百姓的权利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标志。

　　苏州读者 黄祖耀

　　没有记者生活就枯燥乏味

　　张登芝，常熟人，现供职于当地某事业单位车队。

　　都说记者这份工作是个很轻松、惬意的行当；岂不知，每篇新闻报道的出炉都浸透着记者的汗水和心血，有的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大家还记忆犹新的我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中，两名驻外记者为国捐躯的史纪，不就是活生生的例证吗？！每当你打开电视机欣赏“动物世界”节目时，你在大开眼界、赏心悦目、开怀大笑、盛赞奇异的同时，可曾想过在它的背后，记者同志除遭受荆棘折磨，还随时处于生命危险的境地。

　　那严寒酷暑的煎熬，恶劣环境的侵袭；在跟踪重特大案件的调查采访的过程中，记者就是把脑袋别在裤带上的人。常熟读者 张登芝

　　我最欣赏那些“揭黑”记者

　　我特别欣赏那些敢于通过电视手段揭露“黑幕”的记者，就像中央电视台每年3·15的时候出来的记者。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采集到不法商人非法牟利的证据，不然，我们这些老百姓还真不知要吃到肚子里多少毒米、毒油、毒水产品呢？谁都是父母生养的，谁都有妻儿子女，但我们这些可敬、可爱的记者们，敢于为了老百姓的利益，去直面不法分子。所以，在我的眼里，记者就是一座靠山，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氧气。将心比心，如果是我的孩子干这份工作，我还不定会怎么样担惊受怕哩。我们南京有好几位深受市民喜爱的主持人，像孟非、东升，都是敢于为老百姓说话的主持人，还有好几位经常出现在报纸上见面的“老朋友”。虽然在街上走过，可能面对面都不认识，不像电视上的主持人那么“露脸”，但这些默默无闻的记者同样值得尊敬。应该给这些记者们好好过一个像样的节日。

　　南京市民 钟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