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学界的学风问题，这些年一直为人诟病。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随着高校的扩张和科研经费的不断上涨，浮躁成为中国学界的主流。各种量化的指标和各种无聊的考评更是让学者疲于应付。

　　毕：学界的浮躁，我以为主要是因为学术的评价标准发生了问题，另外就是以项目、经费和课题作为衡量学术进步的风气，使真正的学者和扎实的研究工作被人忽视。

　　梁：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我以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中国相关研究机构在短期内完成了学术研究的基本格局，现在应当大力提倡学者从容治学。我所谓的从容治学，包括几个方面：一、做独立的研究，不以经费和所谓的大项目为追求目标。二、不做违心的研究，即那种明知没什么意义，但为了某些学术之外的原因，以学术的名义争名争利。三、多积累，少发表。四、提倡学者一年写一篇有创见的论文，如果没有心得和创见，绝对不冷饭重炒。五、在学界中倡导以新说和创见评价学术成果的风气，摒弃以简单数量和部头大小来判断学术成果的恶习。

　　毕：中国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完全是国立的，从国家这一面来说，首先要有大国气度。对于学术和科研工作，要有开阔的胸怀，不要小家子气，以为自己是花钱的人，就把所有的科研和学术工作者看成简单的雇员和长工，想怎么调教就怎么调教。国家应当在制度保证的前提下，放手让科研和学术工作者去自由研究，不要在时间上设定简单的制约条件。说实话，这些年有些科研和学术造假活动，就是因为时间急迫，加之科学家自律不严，最终两败俱伤。所以要学者从容治学，先要国家从容管理。

　　梁：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最需要的是人才培养和长期的学术积累。现在高校也好，有些研究机构也好，都不想在这方面下功夫，而只想急于求成，以一时的成果获得各种经费。从长远观察，这些做法最终都是不行的。我们所谓的从容治学，还不光是个时间问题，不要逼学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要交出成果，还有一个心态问题。心态的从容，有时候比时间的从容更重要。因为只有心态从容，才能潜心研究，慢工出细活。过去傅斯年领导“史语所”的工作，从来都不要求学者何时拿出何种成果来，他只给你提供相应的条件，研究是学者自己的事。我既然请你来了，就相信你的能力，成果早晚都会出来。多少年以后评价，我们还是得承认傅斯年高明，现在“史语所”的成就是学界公认的。

　　毕：提倡从容治学，我想除了你说的国家和个人的时间和心态问题外，还有一个学者自身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学者还没有把学术看成自己安身立命的东西，没有“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境界，所以总是把学术之外的东西看得高于学术自身。有些学者为了一个职称或者与名利有关的东西，不惜做出一些违反学术规则的事。比如现在有大量研究生和导师合署名字发表论文的现象，这在中国早期大学教育中是没有的。那时中国高校虽然还不能授予学位，但也建立了研究生制度。当时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非常清白，特别是导师，更是爱生如子，不但把自己的学术材料供学生使用，更为学生的论文提供各种建议，但极少有人和学生合署名字发表论文的。在中国的“师道”中，这本来是很忌讳的事，但现在早习以为常了。

　　梁：从容治学当然要有一些前提，我们不能让学者生活压力太大，还要求他们从容。但现在的情况与早些年发生了极大改变。中国高校，现在是社会中公认的既得利益团体，这不需要讨论。高校间有差异，但高校目前是中国社会中最好的单位之一是大家公认的。在这个前提下，要求学者从容治学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从学者自身来讲，从容不是偷懒，而是对自己更高的要求，你可以一年不出成果，两年不出成果，但不能几年不出成果。如果几年不出成果，必然是几年之后有更大的成果出来。也就是说，学术固然是职业，但同时也应当有超越职业特点的境界，让学术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这是为国家，也是为自己。中国学术的进步依赖国家是不可能的，还是要依靠学者自己的境界。中国上世纪40年代以前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以能有些地位，主要是国家对学者研究干预较少，同时还能保证学者的基本生活要求。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学者通常都能从容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