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儿能容下这张课桌
本报记者 董月玲
说到12年办打工子弟学校的体验,易本耀脱口而出三个死:累死、急死、吓死。
“这10来年,很少夜里12点以前睡觉的,有干不完的活;学校经常遭遇搬家、拆迁,被赶来赶去,一下找不着地方,能活活把人急死;生怕出一点点安全事故,时常处于焦虑状态,睡觉都得睁只眼。 不出事都取缔你,真出事,还不把你捏死透。”他用河南话说。
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是易本耀的妻子李素梅1994年创办的,2003年被审核批准时,改名为北京市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现在有三个教学点,其中两处未被批准,仍属非法。
喝着浓茶的李素梅仍是犯困,周日下午采访时,她动不动就趴到了桌上,眼皮粘在一块,人要睡着了。
前一阵子,北京市取缔打工子弟学校,提起这事,李素梅有气无力地说:“真觉得累,是硬撑着。”很快,她又抬起头,跟上一句:“只要学生真能走进公办学校,我们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
“要不,你干脆给咱自个的孩子办个学校吧。”
“死活也没想到,我会在北京办学校。”李素梅到现在还是这么说。
她是河南息县人,家里穷,兄妹8人,一年到头种庄稼还是吃不饱。李素梅12岁才上小学,因为没学过英语,高考连考三年也没考上,最后当了民办教师。“一个月39块的工资,还经常拿不到”。
上世纪90年代,她的兄弟姐妹全来了北京,最后劝她也来:你一个月最多60块钱,我们在北京卖一天菜,就是好几十块,打工一个月也能挣四五百。李素梅寻思自己是中师文化程度,打一份工应该没问题。
她姐在北京万寿路附近种菜,刚来时李素梅先帮着做饭,河边有个大早市,再进点小百货卖。生活成本低,吃自己种的菜,用大队的电,喝自己挖的井水,住在菜地边上自己搭的窝棚里。“用捡来的旧砖头垒四堵墙,上边盖着塑料布、草帘子,前高后低的那种”。
因交不起赞助费、借读费,菜农和周边打工者的小孩都不上学,白天就在菜地里玩耍。李素梅堂弟的孩子已经9岁了,还一天学没上。附近小学的孩子上学放学,都打菜地边经过,看着人家背着书包来来去去的,小孩眼馋,老缠着大人问:“我咋还不上学哩?”
李素梅说特能理解孩子的心情,她12岁才上小学一年级,比同班同学高出一头,特自卑。她看着周围的小孩,一个个都那么大了,不能读书,整天还在菜地里野,觉得挺心酸。
有一天,堂弟媳突然对李素梅说:“要不,你干脆给咱自个的孩子办个学校吧。”
“我一听吓住了,咱哪能办学?一没校址,二没合法手续呵。”但她哥哥、妹妹们还是把孩子送来了,一共9个。“我们也不指望你把他们教得多好,只要将来回老家上学,能跟上就得”。
很快,妹妹把自己住的20平方米的窝棚腾出一半当教室,一半仍是卧室。捡回来几块水泥板当课桌,椅子是砖头上铺张木板。
就这么稀里糊涂地,1994年9月1日,李素梅的学校开张了。
“真没想到,就这么简陋的教室,小孩却特别喜欢,到点就来,不用爹妈催促。早上7:30分早读,7:20分他们就齐刷刷都进教室了。”李素梅一个人包了全部课程,虽说是在菜地边窝棚里上课,整得跟公办小学的课程一样:一天上7节课,3节语文课,两节数学课,另外还上品德课、自然课或音乐课。上午有20分钟休息,因为没操场,学生就在菜地里活动活动。
“都特别爱学习,一教就会,学完就考。怪认真,考不好,还哭哩。在第一批的9个小孩里,今年还有个考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呢。”
学费是每月每个孩子交40块钱,地里的菜李素梅可以随便吃,想吃谁家的就吃谁家的。
没过多久,菜地里出了个小学校的消息,不胫而走。“老有人往我这块儿送孩子,主要是河北张北县的菜农,还有河南固始县收破烂的。”到第一学期结束,班上有20来个学生。
学生增加了,二哥又让出自己那间40多平方米的窝棚给李素梅当教室,屋子后边拉道布帘算是卧室。孩子大大小小,参差不齐,李素梅采取复式教学,这边孩子写作业,那边孩子上课。
一个种菜的妇女,跑来一趟又一趟,哀求她:我家孩子都13岁了,该上四年级,不上学,荒废了,你就收了吧。可李素梅没有四年级的学生。“你哪怕下课的时间,抽空教教他也好呵。”
一年后,李素梅班上已有60名学生。
“搬一次家,脱一层皮,搬家都搬怕了。”
一个人招架不住,李素梅把在老家的丈夫易本耀叫来了。
“自己教自己的孩子,家庭私塾,这纯粹是自救。”易本耀见不上学的小孩多,就用白纸写了广告:“外地来京的孩子想上学吗?请到打工子弟学校来!”校名费了他不少劲儿:以前听说过铁路子弟学校、矿山子弟学校,咱是打工的,干脆就叫打工子弟学校吧。
教室由一间窝棚扩大到三间,易本耀从老家带来的一个年轻老师教副课,夫妻俩教主课。他文科底子好,以前在老家时常替李素梅代课。
“就是到这会儿,我也没往办学校上想。可孩子越来越多,咋弄呵?”易本耀讲这样下去不行,一得找到稳定的校舍,二要办合法手续。那会儿,对民办学校的办学条件要求高,比如有固定的校舍,操场有200米的跑道,教师有资质等,他们哪具备。
“等我们达标了,这些孩子早耽误了。”易本耀说。
在菜地边将就了近三年,1997年4月,学校先是向西挪到甄家坟,接着又南移到沙窝的一间木器厂。因为好多学生家长是卖菜的,有三轮车,学校的课桌椅就由他们帮着搬。白天交警不让走,只能夜里运。260多个小孩排队去新学校,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新地方刚上了一上午课,警察就来了,说是非法办学,撵他们走人。
被赶出来的学生,由老师领着,在木器厂门口的马路边、大树底下继续上课。下午学校只好放假,停课一周。易本耀赶紧四处找地方。
一个学生家长帮忙在彰化村找到一排空房,有十四五间,但房租贵,一年要9万。连东西带人又搬过去,这回上了一周课,派出所又来人了,说不准在这办学,要办去别处办。1997年的这个春天,打工子弟学校两周内搬了3次家。
搬家时,易本耀负责找地方,李素梅管搬东西。还是在菜地边上办学时,他们攒了30多根盖房用的檩子,碗口粗,想着将来万一有地儿,盖自己的校舍时用。结果学校被撵来撵去,这30多根檩子,李素梅只好搬来搬去,走哪儿带哪儿。
“搬一次家,脱一层皮,搬家都搬怕了。我跟易本耀说:这学咱不办了!他说不行,不办学生没地儿去。人家把办学当成了事业。”
每回搬家,都要花一笔钱,小搬几万块,大搬得二三十万。“桌椅更新添置、水电改造、房屋维修增建,都是钱呵!”现在的龚村校舍,以前租给沙发厂。易本耀他们花了18万块盖了彩钢活动房当教室,再加上改水改电、粉刷门窗墙壁等,一共花了30万。“光是清垃圾就用掉一万多块,大翻斗车拉走100多车,一车100块,就这人家还不爱拉,还得夜里拉。”
最焦头烂额、走投无路的一次搬家,是在2004年3月。
回忆起那次遭遇,易本耀摸着自己的秃顶慨叹道:“哎呀!差点跳楼。”
当时有个记者,用摄像机录下了这次搬迁经过。“他说不播出,只是留作资料,等我老了,当作回忆看。我信了,结果啥也没避讳,拍得特生活化。”
租房合同早到期了,房东催着学校搬家。易本耀把学校周边转了个遍,哪有空房一清二楚。但还是没地能让他们马上搬进去。保证书写了,感谢匾也送了,最后房东要拆房了。
事态严重:房子一拆,一千多名师生无处容身,学校就得停课关门。易本耀紧急开会,讨论了几个办法:1、停课,但停的时间太长,家长会担心;2、宣布解散退费,可这么多孩子一下去哪儿上学;3、继续找地儿、求人、想办法。
易本耀把全体老师集中到操场上告知:学校扛不住了,咱们这个院子明天就要拆迁了,明天开始停课,给学生家长写的通知正在打印。星期一到星期五停课放假。随即,老师四散而去,到教室通知学生。
在一间低年级教室里,老师无奈地告知实情,几个男孩先后站起来问:学校搬哪儿?上学有车接车送吗?是不是自己掏钱坐车呵?
一个高年级老师通知过后,学生无人提问,一块唱起了歌:“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泪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才会懂/会寂寞会回首/终有梦终有我在心中……”歌声越唱越小,最后顿住。女生开始哭,男生则趴在桌子上,教室里一片静寂。
拆迁如期开始,学校被断水断电,桌椅被搬到院子里,房子拆得乱七八糟,残垣断壁,校园一片狼藉。周一能不能找到校舍,打工子弟学校还能否继续办下去?
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易本耀失踪了,连李素梅也联系不上他。
两天后,易本耀才出现。他去了海淀区政府和区教委,请求区领导帮助。“我就在领导办公室门口等,厚着脸皮,实在没办法了。”经过有关部门的协调,将闲置的紫竹院小学,借给打工子弟学校中转用。
刚拿到钥匙,易本耀就迫不及待去扫院子,全体老师去清扫教室,整整清理了两天。然后周密地安排一千多号学生的迁移,准备了两辆大公共汽车,周一一早,接学生上学。
学生到校上课了,但易本耀却受到众多家长的围攻,他们对孩子跑远路,坐车上学担心,对学校也不放心了。
被团团围住的易本耀急了,大声讲道:
“各位家长,我易本耀奋斗了十年,追求的就一条,不像有人想像的我在那挣钱。一学期300块(学费),赚什么钱?北京市的人均教育成本是2600块,咱们才300块钱,赚什么钱?不是公办学校咱孩子进不去吗?不是还没有无条件地敞开大门吗?不是没有把我们容纳进去吗?如果把公办学校大门敞开了,让我们都能走进去,都能在经济上承受得起,我们办这个学校何用?我们为什么非要办呢?不就是为了救急吗!
“10年前办这所学校,当时的孩子如果6岁的话,今年就16岁了。如果等政府来解决,他已经从一个儿童长成少年了,那不耽误了一代人吗?
“现在,咱们学校审批了,取得了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书,受到了政府和教育部门的许可,咱们这个校园就是海淀区政府给我们找的,而且在我们这个过渡阶段,免费使用。你们难、孩子难、学校也难。咱们就为了一个目标,让孩子受到教育,让他们通过学习改变命运,不再重蹈你们的覆辙。”
“北京孩子在里头上学就合法,打工子弟在里头上学就非法,就封门!”
看到报纸上刊登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搬来搬去的报道,北京丰台区的一些学校找到易本耀,邀请他合作办学。“像丰台成人中专,没生源,30亩校园闲置。学校不创收,就不能给老师发工资。只要有地方,我们一招生就满。”易本耀在丰台有了四所校园,1800多名学生。但学校都未被批准,属于非法。“我们申请,可他们不批呵!那会儿,丰台区没批准一所。”
办学没多久,就被取缔。易本耀称学校被取缔的经历,带来的伤痛,他一辈子都忘不掉。
“丰台区教委、司法局、卫生局的等等,一来好几十号人。警察也来了,我们哪能对付得了呵。当场宣布取缔通告后,警察把我们全控制起来,连厕所也不能上。然后,打开大门,让施工队进来,他们拉着砖头、沙子、水泥,把所有教室、办公室、宿舍、食堂的门全用砖头封上,垒不住的用电焊焊死。有个干活的民工说:封孩子的学校,让我们干这缺德事,这校园多好呵。”
“你想,中专校园环境能不好吗?比我们现在的校园还好。北京孩子在里头上学就合法,打工子弟在里头上学就非法,就封门!”
同一天,易本耀在丰台的三个教学点全被封掉。
“唉呀,刻骨铭心,铭心刻骨啊!”他不再说话,闷头抽烟。易本耀今年45岁,早就有小孩喊他“老爷爷”了。
现在,易本耀的三处教学点都在海淀区,分别位于八里庄街道的五路居村,四季青镇的双槐树村、龚村。双槐树村2号为主校园,是被批准的。
今年7月4日,易本耀接到通知,五路居教学点将被撤并。7月12日,北京市政府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未经批准流动人员自办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尽快清理整顿未经批准流动人员自办学校。
易本耀说:“在全市范围内取缔打工子弟学校,这还是十几年来的头一次。以前只有丰台区干过,三次累计取缔了79所打工子弟学校。”
要被撤并的五路居教学点,全是低年级的小学生,200多个孩子。“因为孩子太小,所以没有像高年级学生那样,很容易被安置到另两处教学点上学。”
易本耀通知家长:愿意去双槐树校园上学的,学校组织班车接送;不愿去的,学校可以退学费;联系公办学校就近上学,如果公办学校不接收,可以给教委打电话。
当天,教委就接到几十个电话,他们把易本耀叫去:“你要想办法把学生安置好。”易本耀答:我安置去双槐树,可家长们嫌远,不放心小孩,不去;退费又不干;安排进公办学校,我哪有这个权利。
家长们情绪很大,非要孩子就近读书,“无奈,学校现在还上着课,到寒假一定撤并。”
社会上有人议论:打工子弟学校条件那么差,取缔了,让小孩去公办学校读书,你们咋就不去哩?这是应该感恩的事情呵!还闹啥闹哩?
对此,易本耀了解到的家长有这样几种态度:一是想去公办学校,但怕人家不收咱孩子;二是不想去,没那钱,也办不齐“五证”。所谓五证是: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孩子在老家无人监护证明、现居住地证明。五证齐了,到暂住地所在的街道或乡镇教育科,办理同意借读批准书,然后再到附近的公办学校联系。接收与否由公办学校决定。
“其中务工证最难办,这是由政府劳动部门颁发的正规的就业证明,像中关村那些白领打工者可能好办些,我们的学生家长,干的都是最低端的活,脏、累、苦、险,像种菜卖菜、收破烂、打扫卫生、掏下水道、在早市上摆个小摊等等。这些人,能办下务工证?掏钱又掏不起,以前,进差一点的公办学校,每年交纳2000块赞助费、480块钱的借读费,好一点的学校一次性交纳1.2万,最好的交纳3万,不同的学校收费标准不同。不是他们不想进公办学校,而是怕进不去,瞎耽误功夫呵。现在明令禁止乱收费了,家长们还是不送孩子去公办学校,可能是心里没底。”
再有一类家长担心孩子受歧视,自己进城打工,受到城里人的另眼看待,不想再让自己的孩子过早地承受心理压力。“待在打工子弟学校,说得难听点,就像是一窝耗子,谁也别嫌弃谁,连老师也是外地人。但到了公办学校,界线分明,甚至被喊作‘借读生’、‘老外地’。即使别人不歧视,孩子心里也自卑。好比一只外地鸟飞进一片林子,里头全是本地鸟,它会心怯,感到孤单。”
另外,农民工子女进公办学校,还面临不少实际问题。“比如,外地学生来多了,本地学生家长也担心教学质量下降呵。金沟河附近有所小学,接收打工子弟后,很多本地的孩子陆陆续续都转学了。再比如参加学习竞赛,拿到名次中考可以加分,但没有北京户口不能中考,没法奖励分数,让外地孩子参加竞赛,名额等于浪费了。还有,听说北京本地学生,每年人均有6000多块的公用经费,是政府财政拨款。外地孩子进来了,学校也能拿到这笔人头费吗?拿不到,学校爱收这些农民工子女吗?”
易本耀称,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在取缔打工子弟学校过程中,有些人“虚拟空头安置方案,罗列虚假接收数字”,向上级领导汇报安置了多少多少农民工子女进了公办学校,可谁来落实兑现,谁来负责监督?
“这些年,我们上当受骗的事太多了。丰台封了我们4个校园,真正有名有姓被安置的孩子有多少?有个家长跑了80多趟,交了捐资助学款,才把孩子送进公办学校。其它孩子,有的回老家成了留守儿童,有的又跑到大兴、朝阳、宣武、石景山等区县,上打工子弟学校,上下学长途跋涉啊!
“如果公办学校能容纳得下,而且能一视同仁,不分本地外地,收费一样,权利一样,可以评三好、参加竞赛等等。绝大多数家长都会送孩子去公办学校。到那时,不用政府取缔,打工子弟学校会不关自停。”
“我们死活就认一个理:学生不安置好,学校就不能停!”
“我们死活就认一个理:学生不安置好,学校就不能停!安置了还是没安置,人都摆在那儿,谁也撒不了谎。”易本耀说,“不然的话,公办学校进不去,打工子弟学校又被封掉,孩子怎么办?要么是回老家当留守儿童,要么在城里当失学儿童。受伤害最大的就是农民工子女。”
据统计,北京有30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其中只有50多所被批准。
我问他:“有人认为,是有些打工子弟学校校长,阻挠家长送孩子去公办学校。”
“这事不难办。”易本耀说,“可以现场办公,召集房东、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公办学校校长,属地街道或乡镇的干部,区县教委领导坐到一块,按照学生花名册,就近把学生逐个地分派好学校,公办学校领人,打工子弟学校送人,交接好。到这时,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打肿脸充胖子,也得送学生走。他还有什么理由阻挠呢?”
“我赞成规范、清理、整顿打工子弟学校,但反对一刀切,反对不安置好学生就强行取缔。假如公办学校压力过重,应当实事求是,直面现实,能接收多少是多少,然后想办法改善现有的打工子弟学校的条件。有些学校确实条件差,有安全隐患,没有改造可能,应该取缔;但对那些有可能改造好的学校,政府应扶持一把。”
“改造起来,那得花多少钱呵?”我说。
“不给钱,可以给点政策呵。”他答。比如,能不能给打工子弟学校以村办小学的待遇?能不能政府批块地,租给打工子弟学校用,自建坚固适用的校舍。
在这次北京市清理整顿打工子弟学校时,易本耀找过市人大代表、教委领导反映情况。领导安慰他说:你放心,我们不会把孩子弄到大街上。
但易本耀获知有三片取缔集中区:一是石景山的衙门口村,那个自然村有6000多个农民工子女,这一片有5所打工子弟学校被关掉;二是海淀区西三旗,也是农民工子女比较集中的地方;三是大兴区的西红门镇,也有好几所学校被关掉。
“最厉害的时候,警察、城管去人,房东锁门,教育部门发通告,方方面面地挤压。有一所小学校,眼看没办法了,全校一千多个孩子,联名写了一封‘向吴仪奶奶求援’信;还有一所学校,是三层教学楼,学校被封了,上百个孩子喊着:我要读书!硬是把学校大门挤开,冲进了校园……
“我能做的,就是告诉记者,让他们去报道,让社会知道正有不幸的事情发生。”
“我的信念就一条:让可怜的农民工子女有学上,不能成为新文盲!”
“就是这个易本耀,最狡猾,变着法跟政府作对,还把我们比喻成蒋介石。”有关部门负责人忿忿地说。
早在2003年3月,丰台区强行关停打工子弟学校前夕,易本耀曾在校园的黑板报上介绍过陶行知生平,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陶行知先生在“五四”运动后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创办了晓庄师范。1930年4月,蒋介石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为借口,武力封闭晓庄学校。陶行知受到通缉,被迫临时避难日本。
“我现在,尴尬呵!”易本耀苦笑着说。
“在这次全市取缔风暴中,如果只从我个人、从学校的小集体利益上考虑,我可以明哲保身,装聋作哑,选择沉默。我的内心相当矛盾,确实挣扎过。”
“政府,尤其是海淀区政府对我易本耀、对我们学校全体师生是有恩的,特别是赵区长,可以说对我们恩重如山呵!当学校无处安身,走投无路时,三次拯救了我们,让学校起死回生。”
接着,他又掐手捏指地算道:海淀区只批准了两所打工子弟学校,其中有我们一所。区委彭书记亲自带人来给我们捐款捐物,慰问教师节,那一年,他们带着海龙集团的人,一下子就给我们学校20多台电脑,还捐赠了一些图书和科普展品。就是今年在取缔的过程中,海淀区政府还给我们龚村和双槐树两个教学点投资了约170万元,进行房屋维修、电缆更换、建锅炉房等。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得凭良心呐!可是,在这次全市取缔风暴中,如果保持沉默,总觉得对不起几十万农民工子女。人干啥时间长了,都会产生感情,你想,如果大面积地关停打工子弟学校,那么多的小孩一下子去哪儿,怎么办?在这关键口,我必须说出真话、心里话。”
易本耀又讲,一想起当年丰台,强行取缔打工子弟学校的作法,就气愤。“不知又有多少家庭陷入不安,不知又有多少孩子面临失学辍学。”
岔开他的话,我问:“难道就没个人利益在里头?没了打工子弟学校,你们还怎么挣钱,岂不失业?”
“这12年来,我得了职业病,只要是扼杀打工子弟教育,就像是扼杀我的利益。至于没了打工子弟学校,还能不能挣钱,会不会失业,我认为,一个人既然能做好一件事,同样也能做好另一件事情。北京有几百万外地人,其中只有300多人,从事农民工子女教育。如果人生只为挣钱,我早该去经商,而且收益不会太差。”
早有人说易本耀,你别打着为农民工子女的幌子挣钱了。
易本耀算账:拿我们龚村这所学校来说吧,多的时候学生是1030名,少的时候是960多人,按平均每学期1000个学生计算,每个学生每学期学费300元,一年两个学期,一个学生的学费是600元,学校年总收入60万元。交房租每年15万元,教师工资月平均3.7万元,一年工资总计44.4万元。除去房租和工资,剩下6000元,交水电费都不够啊。
这10来年能运转下来,主要靠两个办法:一是寅吃卯粮,比如预收下学期书费,这钱本来是交给新华书店的,学校先用,再不够,就预收新生的学费;二是靠社会方方面面扶持和帮助,来改善办学条件。
“我不否认,打工子弟学校达到一定规模后,量入为出,能挣钱。但也应该承认,客观上,打工子弟学校曾有效地解决了农民工子女免当新文盲的难题。”
前些天,易本耀被杨东平叫去开了两次会。据说,北京市政府委托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组织人员,利用九、十两个月,起草一份“北京农民工子女教育情况调查”。
这一次,虽然一些打工子弟学校接到停办通知,但并没真的被封掉,易本耀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上不少人,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站在了弱势群体立场上,替农民工子女说话,为农民工子女主张了权利。政府出于“以人为本”的考虑,也没有强制推行,而是暂缓。
在易本耀的校长办公室里,还搁着早年那块“打工子弟学校”的牌子,坐在这块斑驳的牌子旁,易本耀对自己作如下总结:
“我小心翼翼地走了12年,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凡是有利于农民工子女根本利益的做法,我就拥护;反之,坚决反对。我的信念就一条:让可怜的农民工子女有学上,不能成为新文盲!硬要毁掉这个理想,那就不能放弃抗争!”
我采访时,有个外国记者打来电话,说想采访易本耀,他却没有答应。 (责任编辑:王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