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修正的《妇女权益保障法》首次增加了“禁止对妇女进行性骚扰”的条款，曾被乐观地认为是保护妇女权益的“护身符”。然而，修正案实施一年来，全国进入诉讼程序的性骚扰案不足10起。其中修法后第一起性骚扰诉讼案，也是最有影响的案件，两审均以女主角败诉告终，不仅没能有效维护自身权益，还因此散了家庭，丢了健康，工作中还要整日面对自己的“诉敌”。为此，有专家称反性骚扰立法是“忽悠”中国女性的“作秀法”（11月6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法律忽悠”，一个极其刺眼的词语，一个与法律严肃性和权威性完全相悖的概念，但它却是对当前我国部分法律规定的真实写照。那么，在当前实行依法治国，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为什么会出现“法律忽悠”现象呢？ 笔者认为，“法律忽悠”现象的存在，与法律规定的技术性缺陷密切相关，是法律空白和漏洞的具体表现。而如果深入探究其背后根源的话，原因不仅在于立法水平有限、立法不完备，更多的时候是由观念与现实的断裂造成的。 不可否认，《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关于反性骚扰立法本身存在着极为明显的缺陷和不足，最大的问题就是可操作性差。从条文规定看，它仅仅满足于法律对性骚扰行为的原则宣告和态度宣示，既没有规定性骚扰行为的构成要件，也没有明确性骚扰行为的表现形式，更没有认定性骚扰侵权、实施处罚和权利救济的主观条件，而且与其他相关法律的衔接上也存在不紧密、不衔接的问题。这也正是相关性骚扰诉讼难以获胜的基本原因。 在笔者看来，反性骚扰立法上的漏洞决不是立法者故意犯错，而是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原因的，具体来说，就是在当前的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着对性骚扰行为的不认同，与法治要求存在明显的断裂。严格按照法治的要求，为了切实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必须制定反性骚扰法律条款，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男女平等、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客观需要，也符合国际妇女权益保护潮流。而从我国的现实来看，把打情骂俏、讲个段子、说句骚话、发个短信都当做违法，当成是对妇女的侵权，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接受。中国人对性骚扰行为缺乏基本的认同感，这是将性骚扰行为具体化，使法律条款可操作的最大障碍。正如埃利希所指出的那样，法律发展的重心不在于立法，不在于法律科学，也不在于司法判决，而在于社会本身。 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忽悠”的实质是超前立法。从反性骚扰入法的背景足以看出这一点。去年是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北京宣言》10周年，因此《妇女权益保护法》（修正案）急急出台。其实，我国早有“法律忽悠”的现象存在，最典型的就是1986年制定的《破产法（试行）》，由于它过于超前，所以它一“忽悠”就是20年，今年8月制定新的破产法后才终结了它的“忽悠史”。 为此，笔者认为，只有当进步观念与社会现实实现无缝衔接，完全弥合了观念与现实的断裂之后，反性骚扰立法才能真正结束“法律忽悠”，成为妇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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