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至今，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了2.88%，相对于日元升值了10.48%，相对于欧元升值了0.31%。实际上，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欧元和日元这三大货币币值变化的内涵完全不同，对日元和欧元的升值带有一定虚假性。数据也显示，人民币对日元及对欧元的汇率主要不是由贸易关系决定。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不能太大，否则现在的贸易顺差就容易演化成持续的贸易逆差，这对我国而言是不可承受之重。

　　对不同货币升值内涵迥异

　　一般而言，分析汇率，要从其绝对水平变动和波动幅度两个方面来进行。汇率变动的绝对水平是两个时刻的汇价差异，反映汇率变动的程度；汇率波动幅度，则是两个时刻之间汇率最低值和最高值之间的“落差”，反映汇率变化的真实性。汇率波幅越大，说明对均衡汇率的偏离越大，因此汇率变动就越不可信，即越不能反映汇率的真实变动。

　　具体到人民币汇率，从汇改到现在，人民币对美元的波动幅度与对美元升值的幅度基本上一致，都为2.88%，即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反映了人民币对美元币值的真实变动。人民币对欧元的波幅为9.47%，远高于其对欧元的升值幅度0.31%。其间经历了比较剧烈的上升和下降过程，因此9.16%（9.47%-0.31%）的浮动是无效的。人民币对日元的波动幅度为12.38%，也高于其对日元升值幅度10.48%，即1.9%是无效浮动（12.38%-10.48%）。人民币对欧元和日元的升值幅度并不能反映它的真实变动。换言之，当前人民币对欧元和日元的升值不能反映实际的升值水平。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我国实行的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对不同货币的浮动程度有不同的规定。人民币对美元的浮动程度严格限制在每个交易日3％。的范围内，对其他货币的浮动程度则限制在每个交易日3%的范围内。这样，尽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的幅度远远小于它对日元汇率升值的幅度，但前者是在受到严格限制下的升值幅度，两者并不具有可比性。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性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的对外贸易主要以美元计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对我国国际贸易和宏观经济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人民币对其他货币汇率的波动。不但中美之间的贸易用美元计价，中国与其他国家如东盟诸国甚至与日本的贸易也有相当大的比例用美元计价。就是说，只有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变动才会真正影响我国的跨国经济活动和宏观经济。

　　贸易形势决定汇率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依然是由贸易形势决定的，贸易顺差时本币升值，贸易逆差时本币贬值，这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但不可否认的是，汇率变化反过来又会影响贸易形势。

　　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的客观原因，也是校正中美贸易失衡的必要手段。统计显示，我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已经连续两年突破1000亿美元，按照美国方面的统计则连续两年突破了2000亿美元。

　　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以人民币计价的产品进入美国境内后以美元计价就会上升，需求会相应减少，表现为出口总量或出口速度下降。同时，以美元计价的产品进入我国境内后以人民币计价就会下降，国内需求会相应增加，表现为进口总量或进口速度上升。

　　从统计数据看，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并没有根本改变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我国对美国进出口的顺差依然较大，这是决定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持续升值的基本因素。中国对美国的顺差，不是中国单方面造成的，其根源在于美国的储蓄与投资之间巨大的缺口，从中国的净进口正好弥补了这一缺口。

　　相对而言，人民币对日元、欧元汇率的变动，与中日及中欧之间的贸易关系是不一致的。汇改至今，我国对日本是净进口，即贸易逆差，但人民币对日元的汇率却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升值。对欧洲则是净出口，即顺差，但人民币对欧元的汇率却基本上保持不变。显然，人民币对日元及对欧元的汇率主要不是由贸易关系决定，与两国经济贸易的关系不是很密切。这再次说明人民币对欧元和日元升值的虚假性，人民币升值的本质，是对美元升值。

　　一定要渐进升值

　　人民币汇率变化的趋势需要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是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幅度会有多大，二是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速度会有多快。

　　如果真按照购买力平价确定汇率，我国的对外贸易就会出现出口持续小于进口的局面，人民币升值预期就很可能转成贬值预期。虽然我国外汇储备达万亿美元，但也难以承受大规模的持续的贸易逆差。因为，一方面大规模的持续的贸易逆差会形成人民币贬值预期，进而通过资本流动造成贬值的自我实现，人民币汇率必将剧烈波动；另一方面，大规模的持续的贸易逆差必诱发需求不足，从而导致经济衰退、失业攀升。这些都对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十分不利，因此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只能是有限的。

　　至于升值速度，则取决于我国经济对汇率升值的适应能力。若我国的企业和居民能够很快适应升值，人民币就可以较快的速度升值；反之，人民币只能渐进升值。然而，经济对升值的适应能力是难以知晓的，更无法量化，因为这涉及到中央和微观主体的群体博弈。因此，也就断定社会经济是否可以适应快速升值，只能一步一步向前摸索。换言之，渐进升值才是最优策略，其风险最小、社会成本最低。